1949年6月，张震因健康问题需要休养，而担任第八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则被临时调任为代理参谋长。或许有人会觉得政工将领转职为参谋长很不常见，但其实袁仲贤的背景相当丰富，他不仅有过军事、政工，也有参谋方面的经验。

从袁仲贤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1924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与徐向前、陈赓、周士第等人一起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早期，他便参与了南昌起义，担任参谋处处长，职务不低，已经是营级干部。此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直到1930年才回到国内。

在土地革命时期，袁仲贤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参与了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在129师和115师任职，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了新四军副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负责后方的各项工作。

随着华东军区的成立，袁仲贤被调任为华东军区副参谋长，陈士榘担任参谋长。由于陈士榘身兼多个职务，任务繁重，许多军区的工作都由袁仲贤承担。

1949年初，随着全军改编，华东野战军（华野）变为第三野战军（第三野）。此时，袁仲贤被调任为第八兵团政委，继续与陈士榘搭档。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第八兵团成功解放南京，并承担起南京的警备任务，陈士榘担任兵团司令员，袁仲贤继续担任政委。

当时，其他兵团也在各地开展解放工作：第七兵团解放浙江，并派遣一部分兵力协助保护浙江沿海的海防和一些重要城市；第九兵团解放上海，负责市区及淞沪地区的防守；第十兵团则参与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后，进入福建，继续进行解放工作。而第八兵团则驻守南京、镇江，负责苏南和皖南的剿匪任务。

1949年6月，随着张震因健康问题暂时休养，华东的工作仍然繁重，尤其是福建的几个重要城市尚未解放；同时，还需要协助第二野战军向西推进，为后续的台湾战役做好准备。因此，袁仲贤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袁仲贤长期参与多方面的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过参谋经验，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地方工作，抗日战争时又担任过副军事指挥职务，解放战争时更是兼任参谋和政工职责。尤其在渡江战役后，敌方已不再具备足够的战斗力，任务相对减轻，但依然需要协调和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交事务需要人才，袁仲贤被调到外交部，出任外交大使。特别是在处理紫石英号事件时，他展现了出色的外交能力。当时，袁仲贤还兼任了镇江前线司令员，负责该地区的军政事务，直接参与了紫石英号事件的处理。

1950年4月，袁仲贤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的大使，并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6年，他回国继续为国家的外交工作效力，进一步推动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