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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坐落在纽约曼哈顿，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名校，培养过罗斯福、奥巴马、胡适等名人。许多人知道它的法学和工科很强，但可能不知道，这所学校的汉学研究也享有世界声誉。而这一切，竟然和一位来自中国的文盲劳工有关——丁龙，用他一生的积蓄和人格影响，促成了哥大汉学的成立。

丁龙出生于1857年（咸丰七年）的广东农村，家里非常贫困。他从小就帮家里干活，衣食难保，根本没机会读书。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列强侵略、内乱频发、天灾人祸交织，很多沿海乡民为求生计纷纷出海打工或移居海外。十八岁时，生活的压力把丁龙推上了远走他乡的路——他被“卖猪仔”到美国，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在美国，他被分配到加州参加铁路和工厂建设。那段时期，数以万计的华工为西部开发付出生命，很多人的尸骨埋在铁道和工地之下。丁龙也曾承担着最辛苦、最卑微的工作，但他为人朴实、做事认真、对人有礼，这些品质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次机缘让他进入了富商克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Claas Walp Carpentiere）的家庭做仆人。克拉斯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出身的移民后代，后来靠参与西部开发和兴建铁路发家，成为加州有名的企业家。他在奥克兰等地兴建学校、银行和船坞，财富可观。原本丁龙只是来打杂、洗衣、做饭，没想到他的踏实和周到打动了克拉斯，很快从仆人升为管家。

两人的关系在一次意外中得到升华。某晚，醉酒的克拉斯情绪暴躁，把仆人赶走并责骂丁龙。丁龙没有冲突，也没有愤怒离去，而是用温和、宽容的态度化解了这场冲突。第二天清醒后的克拉斯大为震惊，不理解为何丁龙能选择原谅。就在那时，丁龙提到了一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孔子，讲到“忠恕”“以德报怨”的道理。克拉斯第一次从一个几乎不识字的中国仆人口中听到这些东方伦理话语，深受触动。

令人惊讶的是，丁龙并不识字——他自称是文盲，很多道理只是从家族口传中学来。他身上体现的那种品格，让克拉斯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仆人，也反思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于是这位富商与丁龙结下深厚友谊，二人朝夕相处，克拉斯常向丁龙请教东方的故事与思想，慢慢把他视为伙伴而非仆人。

相伴十四年后，二人从加州迁回纽约。那时丁龙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愿望：把他一辈子的积蓄捐给一所美国名校，用来成立一个汉学系，把中国文化引入西方学术界。这个想法感动了克拉斯。丁龙将自己攒下的全部积蓄——一万两千美元——托付给了克拉斯，希望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支持汉学研究。

不过，事情并不简单。哥伦比亚大学的校方起初不愿接受，也不肯轻易以一个中国劳工的名字命名学系。与此同时，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对华人普遍带有偏见，排华情绪和歧视常见。克拉斯没有放弃：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力不断努力推动，甚至拿出更多钱填补差距。他先后自掏腰包捐出数额可观的款项，长期坚持与校方谈判，终于说服学校接受以“丁龙”命名的汉学系。

在多方努力与背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丁龙汉学系”——这是美国早期重要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许多学者、慈善家和与中国有交往的企业家也参与进来：有人捐书、有人出资，清朝一度也捐赠了藏书支持学术交流。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个系渐渐成为全球汉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设立了“丁龙讲座”，培养出一批在中西学术界有影响的教授与学生。胡适、梁实秋、冯友兰等后来在学界闪耀的人物，也与这里有过交集。

克拉斯晚年把大部分家产留给了哥大，用以支持汉学和其他教育事业。他的慷慨和转变，从一个逐利的资本家到愿意为文化交流无私奉献的人，成为这段故事中重要的一章。有人说，是东方的道德观念改变了他，而丁龙的宽厚与忍让正是触发变化的火花。

关于丁龙的结局，历史记载并不多。到1906年前后，他在公开资料中逐渐消失；仅有的线索显示，他返回了中国，后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去世。其遗体后来被运回美国，安葬于克拉斯家族墓地。尽管他一生低调，留下的资料稀少，但他的影响却跨越国界：一个不识字的中国劳工，用朴实的品格与一笔积蓄，促成了西方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重要平台。

丁龙的故事提醒我们：教育与文化交流常常源于最意想不到的人与行动。即便没有学问，只要心中有善、有德、有坚持，也能触发改变，影响他人，甚至改变一所名校的历史轨迹。这个平凡人身上流露出的儒家精神——宽容、忍让和以德报怨——在不同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东西方的理解从此多了一条可通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