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对当晚的经历保持沉默。直到1937年2月，他才在一位美国记者的引导下，首次详细讲述自己那晚“逃生”的经过。他说，是“上帝派来的两只小白兔”指引他找到了藏身之处，从而得以幸免于难。

让蒋介石开口的人叫哈雷特·阿班，他是《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也是美国的非正式情报员，以挖掘独家新闻闻名。他是最早向西方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记者，与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齐名，被称为当时美国驻外记者的“双子星”。

阿班能率先报道西安事变，纯属巧合。1936年12月12日晚，他原本想向宋子文了解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问题，却被告知宋子文在孔祥熙家。他又打电话给蒋介石顾问端纳，也得到同样的答复。连宋美龄也在孔祥熙家。阿班意识到一定发生了大事。终于打通电话后，端纳在电话那头沉默片刻，转述宋子文的意思：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政府尚未决定应对措施，全国记者中只有他一人知道这一消息。

阿班立刻意识到这是重大新闻。此时已是晚上9点，纽约时间早上9点，报纸无法赶稿登出。但他想到《纽约时报》在纽约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字幕每天滚动发布头条新闻，于是迅速写好稿件，配上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照片，连夜送往电报局发回纽约。一个小时内，他连续发出500多字的快讯，让西安事变首次传遍全球，震动国际新闻界。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发了阿班的报道，标题为《蒋介石遭陕西叛军囚禁，要求他对日作战》。接下来半个月，阿班几乎每天向报社发回最新进展。由于他报道相对客观，不像苏联或日本媒体那样带有政治倾向，蒋介石也逐渐对他产生好感，最终邀请他听自己讲述当夜经过。

1937年2月，蒋介石在上海治疗腰伤后移居杭州西湖澄庐休养，阿班在此见到了他。蒋介石回忆说：

他当晚住在华清池一栋靠院墙的房子里（实际上是南面的五间厅）。凌晨时分，枪声和喊声把他惊醒，他以为是刺客来袭。卫队虽然忠诚，但人数不到百人，恐怕难以抵御。

蒋介石喜欢穿长睡袍，不穿整套睡衣裤。被惊醒后，他顾不得换衣服，套上拖鞋，披了件深灰色薄棉袍就往外跑。他拼命朝院墙方向奔去，爬上一堵约八九英尺高的墙（约2.4米）。他以为跳下去没问题，却没想到墙外竟是深沟或护城河，摔下去时碰到冰块和硬地，浑身多处擦伤，尤其尾椎骨受重伤，几乎无法站立，拖鞋也掉了。北风刺骨、积雪深厚，他只能用手和膝盖一点点爬出沟壑，艰难前行。

史料证明，蒋介石腰部受伤并非枪伤，而是摔伤。因为院内地面较高，外面却更深，导致他误判高度，摔进了沟里。

蒋介石继续说：

他一点点爬到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实际方向应为南面），却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连一棵树都没有。枪声越来越近，卫队寡不敌众，他一度绝望，甚至觉得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在那一刻，他又重新燃起信念，开始虔诚地向上帝祈祷，认罪悔过，请求上帝保佑他度过难关、拯救中国。

祈祷后，他忽然看见两只白兔在不远处蹦跳，便觉得那是上帝的指引，于是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跟着兔子走。兔子停下，他也休息，兔子走，他便继续跟随。最后，兔子钻进一块大石头后面，他也跟着爬过去，发现那里恰好可以藏身，便在此躲避。

蒋介石本来信佛，1927年为迎娶宋美龄改信基督教。“兔子引路”的说法在其他史料中从未记载，究竟是真有兔子，还是蒋介石出于宗教信念的夸张说法，已无从考证。

蒋介石最后说：

没过多久，叛军秩序恢复，他被找到后并未遭杀害，只是被带回华清池，随后又押至西安市区软禁。在周恩来等人的调停下，他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最终走向联合抗战。

不久，宋美龄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由阿班以1.2万美元（合法币4万元）买下版权并在美国出版。阿班后来离开中国，出版了《我在中国的岁月》，收录了蒋介石的口述，为后世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珍贵资料，也展现了蒋介石当时的心理状态。阿班在书中写道：自1936年12月被扣押以来，总司令坚信自己是“上帝选定之人”。

蒋介石相信上帝派来两只兔子救他，坚信自己“受命于天”拯救中国。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不是上帝的。与其相信上帝的选定，不如相信人民的选择更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