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海

编辑|星海

《——【·前言·】——》

战火在川西北燃烧。大小金川土司反叛，清军数年苦战，死伤惨重，财政吃紧，朝廷几度摇摆。

这场战争看似只是一场边疆叛乱的镇压，却在制度、行政、民族等方面留下深远痕迹。

西南边陲的前奏与第一次出击

川西北土司体系深植藏羌山谷。乾隆初年旧秩未稳。大小金川土司长期自治，以土司世袭方式统治辖区，征税、守边、修寨。朝廷册封乡官，却难以插手实权。

土司之间暗中比拼，靠亲戚结亲互助，也靠武力威慑。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野心渐起。其行事已逐渐越出边缘自治之内。

乾隆十二年（1747年）春，大金川莎罗奔扣押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受礼仪册封，却难以维系大金川的压力。清廷下令讨伐。川陕总督张广泗被任用，将军讷亲协助督师。

军队由四川出发，越过山岭谷河。行军艰难，粮食调运断续，道路崎岖，营地夜宿月露，士兵冻饿与疾病夹杂。土司守寨严密，碉堡林立，寨墙厚石坚固，木栅、壕沟相连。清军推进受阻。张广泗轻视山势。讷亲经验不足。

前线将领贵国良战死于突袭。不久情报失真，间谍良尔吉被误用。乾隆帝震怒，斩张广泗，赐死讷亲。换傅恒督师，岳钟琪随行监军。

傅恒抵达川北前线后，指挥模式调整。清军分路推进，一道攻勒乌围，一道取明正土司所属堡寨，一道围困其它依附土司。岳钟琪率兵长驱直入。

在正月，清军兵锋刺入勒乌围大营，守寨土司走投无路。莎罗奔见势不支，率部降清。战事结束之时，清廷虽让莎罗奔仍为土司，但实权被削，朝廷控制加强。

第一次战争期间清军人数约七万，动员银两庞大，开支巨大，军营苦战无功时，乾隆有奏章称“军营几于智勇俱困”。

士兵饮食不足，营寨纪律松散。夜间出营侦察被伏击者多。春寒料峭，湿气夹裹风寒带来重病。营土伤亡惨重。清军虽最终攻城略地，却付出高昂代价。

五年鏖战与惨烈代价

第一次平定未彻底根绝隐患。土司之间矛盾时起时止，边界冲突不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接手土司职。索诺木并不顺水。

年初他击杀革布什咱土司，后来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一起侵犯鄂克什、明正等土司土地，并拒绝退还。朝廷命总督、提督、将军调兵讨伐。清军由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海兰察等将领参与指挥。清军兵分数路进攻小金、大金川。

清军进攻路线多：一条西路从汶川入，一条南路从打箭炉出，一支从山梁中间夹击。一开战小金川被清军占领美诺官寨，土司防线被突破。但大金川主堡勒乌围设防严密。前线兵力虽众，却无法迅速突破重防线。

战斗进入僵持期。清军遭伏击多次，营寨被圍，粮草断绝，夜间疾风湿露蚊蝇。温福将军几次失利，败于黑龙沟、木果木等地。木果木之战成分水岭。

番兵夜间潜入底木达县，切断清军后路。清军补给线被袭。温福驭军疲乏，军心涣散。将士饿伤交加。副都统巴朗等官员阵亡。火炮弹药被抢。雪山石壑成屏障，岩壁险阻阻止合围。

乾隆帝闻讯震怒，他调健锐营、火器营增援。派黑龙江及吉林兵入川。任阿桂为定西将军，授以总帅大任。阿桂指挥有方。分兵断援。夜间偷渡激流，抢占有利地点。清军利用火器优势，对勒乌围等重寨进行炮轰。拆栅墙，攻碉堡。清军攻势渐猛。

南路阿桂一带强攻，当噶尔拉山梁战碉14座，石墙、壕沟、木栅层层防御。碉外巨石掷射、箭弩并作。清军冲锋被击退多次。死伤数次成千。将士冒死向前。夜里潜入寨中开门，与寨内兵对杀。血光四溅，冲破防线。

时间拖延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初，索诺木被迫出降。沙场之上首领、喇嘛、土司大头人一并被押往京师。清军攻取噶拉依最后堡寨。败者尸横崖寨，屋舍焚毁。将领立功者授爵封侯，参与战争者收赐。

死亡数字不确，但士兵与番兵死伤甚众。粮秣银两耗费巨大。火器消耗、马匹阵亡、军械折损。补给线延伸山深谷重，运输困难。兵员疲惫，队伍溃散风险常在。森林雾气与高山风雪制造额外伤病者。清廷财库因而紧张。

中央命令调拨银两，地方征税加强，移民屯田以补给驻军。整个战役，从1771年发动到1776年结束，历时五年，战况拉锯、阵地攻防反复，清军苦战多年。

改土归流与政区变革

大小金川第二次战役结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接着展开大刀阔斧的行政体制变化。战败土司索诺木及其党羽被处决或监禁，土司制度被废。被废的两个主要土司是“大金川”促侵土司与“小金川”赞拉土司。原有的土司印绶收归朝廷，土司世袭权终结。

阿尔古直隶厅设于原大金川区域，美诺直隶厅设于原小金川区域。两直隶厅正式代替土司管理体制。 阿尔古厅后来并入美诺厅，改名为懋功厅。懋功厅的辖区包括今小金县、金川县，以及丹巴县东部地区。

清廷派遣流官负责行政、征税、司法、征兵等职务。流官替代土司进行吏治监管。设总兵、守备、参将、游击等官职。官军驻扎官寨，设营盘和驿站。设“屯务厅”管理屯田与驻防事务。战后在大小金川地区设五屯：懋功，章谷，抚边，绥靖，崇化。驻军屯垦，开荒种田，为驻军补给与边地稳定提供基础。

交通驿道修筑。因战中道路崎岖、补给艰难，清廷下令开山造路，设置驿站。军粮、银两调运有专路线，有驿站中转点。要道见木果木、底木达、当噶尔拉等地修建官道与驿站。

兵营与粮台设在要冲。原有土司寨堡被拆除或改为官府巡逻点或守备所。碉堡防线若仍存，列为官府监管。

司法制度从“番礼”或土司自制转为清法流官审理。申报案件由流官审理；民众若有诉求，可上奏至省或中央。税收制度也改为流官或朝廷布政使派税。

原土司征收杂税、徭役、兵役等权力被剥夺。兵役系统统一归中央调动。户籍制度在可控制地区被推广。移民或屯民被组织入户，纳入清廷税籍。

经济生产也被重启。荒地被开垦，原来因战乱或土司争夺荒废的山田、河谷、坡地被复耕。驻军屯垦结合民户开田。田亩分配及徭役义务由流官监督。

粮食产出逐渐回升。民众由受战乱之苦，迁徙者回流。商贸通道恢复，对内地市场有货物外运，茶盐等物资进入边地。

人口结构调整。战争造成流民，清廷在战后组织复员及移民。边疆汉族、藏族、羌族人员迁入，以稳边。原土司家属及其部下被限制权力，但部分被安置为地方低级官吏。官军驻扎带来附属民户及服务业，人口重新聚集于官寨、驿站、营地。

整个治理体系从军事止战转向治理为主，制度化推进。兵防要地设守备营并辖区，文武官员兼管行政与军事职责。

战后行政区划明确，版图边界逐渐清晰。大小金川地域纳入四川省系统之中；“厅”“直隶厅”“懋功厅”等官制替代土司制度，为后续山地自治与民族制度奠定基础。

从惨胜到战略兑现：版图与行政“收获”的实情

战后清廷虽“惨胜”，但版图与行政的具体收益逐渐显现，结构差异、行政覆盖、边疆整合等方面真实发生变化。

边疆控制增强。通过设立流官与直隶厅，清廷对川西北“山谷疆域”“碉堡险隘”控制比以往实在。军事要道如勒乌围、噶尔崖、底木达等地被政权牢牢把持。官军驻守，使边防线不再松动。

财政收入恢复。战中财政支出巨大，银两动用庞大，但战后收税权逐步恢复。农田复耕、屯田开垦使粮税回流；对商道控制使盐茶、木材、皮毛等边货征税；驿道通行费或保甲制度下的徭役等也纳入政府收入体系。

社会秩序稳定。土司世袭割据不再，土司争霸减少。地方审理案件依规，吏治有序。战后移民迁入、居民回居官寨周边，守备军队巡逻和边防军营常驻减少盗匪土匪。边地民众较能依赖流官提供行政、司法服务。

地理版图固定。大小金川地界被清廷正式划入四川省管辖。以前边缘、土司效忠与自治兼具、部分地方对中央朝廷响应延迟的状态被打破。地图上四川的川西北边界逐渐成为清廷有效控制的疆域。

军事经验与制度教训被总结。清廷注意到山地碉堡战、夜袭、偷袭后路、补给线断绝等问题，在后续边疆战争中改进。对于碉堡建设与攻防，清军学会“断其所依、避其坚碉、绕其后路”而不盲攻。训练与兵员编制、机关协调（总督提督将军协调）也改进。战役调度、火器营、前线将校联动提升。

行政制度成为后世延续基础。直隶厅与懋功厅的设置，土司制度废除之后的流官制度，兵防与屯田结合治理模式被沿用。区域内汉、藏、羌等民族混居地的行政区划、税收、兵役制度等治理方式后来虽经历清末、民国变动，但基础框架源自于此。

人口恢复与民生改善。虽然战时苦难深重，但地方农业复种、移民回归、商道开通，使市场与交通得以恢复。山谷中盐运、茶商、皮毛贸易重新启动。民众能够较平静地生活在官署中心或驿站周边，不再全被土司武装摧残。

疆界与国家主权落脚。大小金川地域不再是土司割据的灰色地带，而成为清朝中央有效管辖的一部分。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命令、官兵调动、税令征收、司法审理，中央皆可下令。这种“实质上的主权”在今日行政区划与民族自治区体制中有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