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唐绍仪与孙中山：留学美国的三位杰出人物与中国的变革

1847年，19岁的容闳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三年后，他顺利考入了耶鲁大学。容闳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振兴国家，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创办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还参与组织了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容闳深知西方学术的重要性，曾总结道：“我远渡重洋，得以接受西方文明的教育，辛勤努力下，终于实现了求学之志。我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也能享受同样的教育机会，借助西方的学问，使中国逐渐走向文明富强。”

与容闳同一时代的唐绍仪，12岁便成为第三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他中学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教育家。他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1929年，67岁的唐绍仪回到家乡中山县，提出了未来25年将该县建设成模范地区的宏伟计划，致力于发展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推动地方经济与国际接轨。他的诸多构想，源于他在美国留学及之后多年从政积累的经验。

同样是香山县人，孙中山13岁便随哥哥前往美国，开始了他非凡的一生。孙中山不仅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还在1911年推翻了清朝政权，第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成为临时大总统。他回忆自己早年的求学和生活经历时表示：“我小时候研读儒书，12岁完成经典，13岁随母赴夏威夷岛，开始见识到轮船的奇妙，感受到大海的辽阔，自此心生学习西方知识的强烈愿望。”

容闳、唐绍仪和孙中山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背景，但他们都秉持着救国救民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容闳是改良派，唐绍仪是改革派，而孙中山则是革命派。三人都深知，中国的贫弱与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五四运动后，许多知识分子提出要全盘西化，甚至有激进者如钱玄同建议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

郑观应是另一位对中国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他生于中山县，成名后成为上海的成功商人、思想家、教育家、慈善家和文学家。他的《盛世危言》一书，影响了不少中国人的思想。他通过勤奋学习英语，经营多种实业，最终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他的政治实业理想，也深受西方思想影响。郑观应在上海的商业经历，以及后来的官职，使他有着更加深远的眼光。

百余年前，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美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成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求学与自强的榜样。然而，直到2008年，中国的对美态度才开始发生变化，并在2012年后更为明显。到了2022年初，中美战略对话在阿拉斯加举行，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对话，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平视美国，展现出自信与强硬立场。

回顾历史，1901年，11个列强国家，包括美国，迫使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份条约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巨大的国耻。赔款和割地的条款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国家，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逐渐走出了屈辱的阴影，重新站立起来。

如今的中国，已实现了经济腾飞，军事力量逐步强大，国际地位逐渐上升，符合孔子所言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理。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逐步得到世界多国，尤其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从过去的仰视，到今天的平视，反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型。

目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和民主制度等方面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军事支出方面。美国的军事开支已高到令人咋舌，导致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负担沉重。尽管美军仍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过度的军费开支是否能持续下去，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展望未来，世界人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或许就是如何应对美国日益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