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时期开始，鲜卑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族建立的政权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其中包括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吐谷浑氏的吐谷浑国，以及拓跋氏的代国、北魏、东魏和西魏，还有宇文氏的北周和鲜卑化的高氏北齐，这些政权前后延续了近三个世纪。此外，源自宇文鲜卑的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也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在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亡后，又西迁建立了西辽国，直到被蒙古汗国所灭，又延续了近一个世纪。从北宋到清朝，还有拓跋鲜卑后裔党项羌拓跋部建立的西夏国，存在了近两个世纪。可以说，从十六国时期开始，鲜卑族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持续了约千年之久。

如今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汉代和唐代的相貌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最直观的表现是，汉代人普遍较为瘦削，而唐代人则显得丰腴圆润。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鲜卑人的融入。

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也持类似观点，认为隋唐时期的人与汉代人在血统和文化上已有显著差异，甚至可以称之为隋唐人。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随着胡汉通婚等现象的普遍化，胡汉民族已经逐渐融合。如果说胡族已经被汉化，那么同样可以说汉族也受到了胡族的影响。汉代那种简单的胡汉二分法，已经无法适用于新的时代（《魏晋政治与族群︱中世的起点：五胡十六国》澎湃新闻，2021-09-07）。

虽然通婚和融合被认为是导致汉唐时期相貌变化的重要原因，但要全面理解这一现象，还需要考虑鲜卑族的人口规模、分布地域等因素。然而，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这些细节仍然相当模糊，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只能感知大致的轮廓。即便如此，这种探索仍然有价值，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鲜卑民族的体温与呼吸，让来自历史深处的暖流缓缓流入我们的心灵。

西汉初期，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鲜卑人退守鲜卑山，长期受匈奴奴役。汉武帝时期，汉朝击败匈奴，将乌桓迁至上谷、渔阳等地，鲜卑人开始南迁至乌桓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在此之前，由于地处乌桓以北，鲜卑与中原王朝几乎没有接触。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鲜卑与匈奴、赤山乌桓多次联合入侵边境，杀害官吏百姓。这时，东汉朝廷出现了一位能臣——祭肜。祭肜早年丧父，以孝道闻名。在乱世中，他独自守墓，连路过的盗贼都为其气节所感动。后来，他得到同族名将祭遵的提携，先后担任偃师、襄贲县令，政绩卓著。

公元41年，面对边境危机，光武帝任命祭肜为辽东太守。祭肜到任后积极备战，亲自率军击退入侵者。公元45年秋，他率数千人迎战万余鲜卑骑兵，身先士卒，大败敌军，斩杀三千余人，缴获战马数千匹。此战后，鲜卑人再不敢轻易犯边。

为彻底解决边患，祭肜于公元49年采取怀柔政策，以财物招抚鲜卑首领偏何，并任命其为鲜卑大都护。在祭肜的引导下，鲜卑人转而攻打匈奴，年年进献战利品。到公元54年，鲜卑首领满头、於仇贲也率部归顺，被封为王侯。永平元年（公元58年），祭肜派偏何讨伐赤山乌桓，大获全胜。从此，从武威到玄菟的广大边疆地区重归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从甘肃武威到辽宁沈阳，这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鲜卑人的协助下重获太平，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公元85年，鲜卑联合多族大败北匈奴；87年斩杀匈奴单于；到93年，鲜卑已占据蒙古草原，吞并匈奴余部十余万落，日渐强盛。

东汉的民族政策以以夷制夷为主，这虽然暂时解决了匈奴威胁，却使鲜卑坐大。据《乌桓与鲜卑》记载，北魏时期控制的部落多达75个，其中包括鲜卑、匈奴、丁零等多个民族。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攻打南朝时，就明确表示其军队由多民族组成，反映出当时民族构成的复杂性。

到北魏孝明帝时期（518-520年），据学者估算，北方人口可能已达3500万，其中非汉族人口至少有数百万。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造就了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政治力量。这个由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组成的集团，产生了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等杰出统治者，开创了隋唐盛世。

关陇集团的成员通过联姻加强联系，许多都有鲜卑姓名。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都娶了鲜卑女子为妻。正如陈寅恪所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这种融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族大融合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相貌特征。要了解当时人的形象，除了考古发现，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塑像或许能给我们最直观的答案——它们就像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历史照片，静静诉说着那个多元融合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