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作为我军主力部队之一，其下辖的一、四、六、九纵队因作战勇猛、战功卓著而被誉为四大主力，是华野最具战斗力的王牌部队。相比之下，由宋时轮将军长期指挥的第十纵队虽然以擅长打阻击战而闻名全军，但就整体战斗力而言，确实难以跻身华野王牌部队之列。从指挥员的军事才能来看，当时华野内部比宋时轮更具指挥才能的将领也不在少数。

1949年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编制发生了重大调整，共设立四个主力兵团。令人瞩目的是，粟裕司令员将第九兵团这一重要兵团的指挥权交给了宋时轮将军。更值得关注的是，粟裕后来还赋予宋时轮更重大的使命：计划中六十万人的攻台军主力，正是以宋时轮兵团为骨干组建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毅元帅曾半开玩笑地对宋时轮说：你这个'台湾警备司令'暂时是做不成了——因为第九兵团被紧急调往朝鲜参战。这些事实充分表明，粟裕和中央军委对宋时轮寄予厚望，按照正常发展轨迹，宋时轮的军旅生涯本应更加辉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粟裕对宋时轮如此器重，宋时轮却对这位首长始终心存芥蒂，在军政生涯中多次制造摩擦。宋时轮不服粟裕的指挥，这在军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资历问题是导致两人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在革命早期，宋时轮的资历和职务实际上都高于粟裕。长征结束后，宋时轮曾担任军长职务，而粟裕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仅为军团参谋长。即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宋时轮仍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毅司令员在军事指挥上还要倚重他的才能（当时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尚未合并）。然而1947年华东野战军成立后，随着两支野战军的合并，粟裕成为华野实际军事指挥员，一跃成为宋时轮的上级。宋时轮则降为纵队司令员，且指挥的并非最精锐的部队，这种地位的变化自然让他心理失衡，对空降而来的粟裕心存不服，在执行命令时也常常不够坚决。

其次，军事理念的差异也是重要原因。宋时轮有着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但在华野时期，他的部队总是被赋予阻击任务，这让他感到大材小用。宋时轮认为，十纵频繁承担阻击任务并非因为部队擅长此道，而是因为不是粟裕从华中带来的嫡系部队，未得到足够重视。要知道，阻击战往往伤亡惨重，面对优势敌人的猛烈炮火，不仅缴获有限，还会造成大量减员。1948年济宁会议上，当粟裕再次安排十纵承担济南战役外围阻击任务时，宋时轮以部队伤亡过大、战斗力未恢复为由直接拒绝，这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宋时轮渴望自己的部队能像主力纵队那样承担主攻任务吃肉，而非总是啃骨头般的阻击战。将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的坚持与粟裕的整体战术部署存在冲突，两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存在本质差异。

第三，1947年的北渡黄河事件埋下了长期矛盾的种子。当时宋时轮的第十纵队本应坚守阵地，但面对国民党军精锐第五军的强大压力，为保存实力，宋时轮擅自将部队撤过黄河。作为战略集群的华野，自然不能允许军级指挥官随意转移部队，以免影响全局。陈毅、粟裕对此极为震怒，严厉质询宋时轮。宋时轮则声称是奉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的口头命令。但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理应通过正式电令，仅凭参谋长的口头指示显然不合常理。况且参谋长并不能完全代表野司首长的意见，而陈士榘后来也从未确认此事，使得此事成为一桩悬案。粟裕一度准备严肃处理宋时轮，但在全面考量后，仅表示过后再处理，让宋时轮继续指挥部队。

这件事让宋时轮耿耿于怀，他误以为粟裕在处置过程中对他不公。实际上粟裕为维护部队稳定，在背后为他向军委求情，但宋时轮反而认为粟裕对自己有偏见，对山东部队另眼相待。这种误解长期影响着宋时轮，甚至导致他在济南战役前公然抗命。值得注意的是，粟裕再次保护了宋时轮，让他继续指挥十纵参加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为宋时轮赢得了战功和声誉。但宋时轮似乎并不完全领情，建国后仍不时与老首长作对。

最后，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的严重失误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虽然此役取得战略胜利，但代价惨重：冻死冻伤三万余人，全兵团减员超过五万。作为兵团司令员，宋时轮难辞其咎。归国后，他只担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职务明显低于多数上将。此时已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对这位老部下在朝鲜的表现确实无法认同，因而没有为他说话。宋时轮将仕途受挫归咎于粟裕，又记下一笔旧账。在军事科学院共事期间，两人关系依然紧张。晚年宋时轮甚至向工作人员声称粟裕没真正参加过鲁南战役，这一不实之言遭到工作人员当场反驳。但粟裕始终以德报怨，在六十年代政治风波中，不顾自身正受批判的处境，挺身而出保护了宋时轮、钟期光等将领，展现出非凡的胸襟。

这段将帅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革命战争年代人事关系的微妙与复杂。宋时轮作为战功赫赫的将领，其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与上级的关系处理却成为其职业生涯的短板。而粟裕的大度包容，则彰显了一位杰出军事统帅的人格魅力。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在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中，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关系的处理，同样是成就事业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