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人们普遍重视誓言并愿意相信，这是因为古人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道理。他们认为，即便是在私密场合说出的言语，上天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即便在暗室中萌生的欺瞒念头，神灵也能明察秋毫。这种对天理昭昭的敬畏之心，使得古人对誓言格外慎重。

现代人则普遍持怀疑态度，因为如果誓言真能应验，测谎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像某位知名侦探即便头顶长出青草，也无需为子女长相酷似经纪人而困扰。虽然现实中常有人将誓言作为掩饰谎言的工具，但对未知力量保持敬畏之心仍是必要的。比如当有人要求登月者手按在他们最崇敬的经典上起誓时，竟无人敢照做，这种微妙心理耐人寻味。

誓言与结局之间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巧合，这些巧合经过演义小说的艺术加工，便形成了一语成谶的典故。三国时期那些著名的毒誓及其应验过程，尤其令人唏嘘。其中，江东猛虎孙坚的遭遇堪称典型——他曾指天立下重誓，临终之际想必会在心中默念报应二字。 公元191年，东汉初平二年，孙坚率军率先攻入被董卓遗弃的洛阳皇宫。在宫中的偶然发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一口古井中打捞出了传国玉玺。这块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的稀世珍宝，不仅令孙坚心动不已，更引来了袁绍的觊觎。面对袁绍的索要，孙坚指天发誓：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这个毒誓最终一语成谶：孙坚不仅自己惨遭横死，还连累其子孙策同样死于箭伤。据《三国演义》记载，孙坚在岘山遭遇伏击时脑中石、箭，脑浆迸流，年仅三十七岁便命丧黄泉。这一惨烈结局在《三国志》《典略》等多部史籍中均有印证，足见其真实性。

然而，誓言在三国时期的效力似乎并不一致。以刘关张桃园结义为例，三人虽立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但关羽死后，刘备和张飞并未随之赴死，反而一个登基称帝，一个加官进爵。细究桃园誓词，关键在只愿而非必须二字，这种措辞上的巧妙安排，使得誓言留有充分回旋余地。相比之下，孙刘联盟的誓词则严厉得多，不仅诅咒背盟者坠其师，无克祚国，更请明神上帝监督。但事实上，这个看似严厉的盟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东吴在蜀汉北伐时鲜有实质支援。

最讽刺的莫过于袁绍主持的讨董盟誓。誓词中明确诅咒背盟者俾坠其命，无克遗育，即不得好死且断子绝孙。然而袁氏兄弟不仅背弃誓言，更上演了兄弟阋墙的悲剧。袁术称帝后饥渴而死，袁绍诸子为争夺继承权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引曹操为外援。这种种结局，恰似曹操在《蒿里行》中所讽刺的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从殷商时期申公豹对殷洪牙疼咒的讥讽，到三国群雄对誓言的儿戏态度，历史一再证明：在权谋者眼中，誓言往往只是权宜之计。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但即便圣贤如孔子，也承认君子可欺以其方的现实。当我们审视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背信弃义之事，不禁要问：在这个誓言日渐式微的时代，诚信的根基究竟何在？面对那些轻率立誓之人，我们又该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