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邯郸市集里，铁匠铺的红炉正烧得滚烫，叮叮当当的锤声中，一把铁犁逐渐成型——这把犁将翻耕出战国的新土壤；巷口的酒肆里，穿儒服的辩士正与佩长剑的武士争论，“仁政”与“法治”的辩驳声，飘出窗外，融入咸阳城的风里；楚地的江面上，巫师举着青铜剑起舞，《九歌》的吟唱穿过云梦泽，飞向云端的凤凰；而函谷关的城楼上，秦兵正盯着东方的烟尘，那里，一场改变历史的战争即将爆发。

这是战国，一个“礼崩乐坏”却又“生机勃发”的时代。从公元前475年（《史记·六国年表》）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两百多年的动荡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裂变”，最终孕育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明的框架。

一、政治：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帝国的雏形初现

战国的起点，是“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与“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田和取代姜齐）。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旧的贵族秩序已崩溃，新的强权政治崛起。

为了在“七雄争霸”中存活，各国纷纷推行变法：

· 魏国：魏文侯任用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平籴法”（稳定粮价），制定《法经》（中国第一部成文法），使魏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

· 秦国：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土地私有制）、“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推行县制”（取代分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商鞅变法使秦从“夷狄之邦”跃升为“虎狼之国”，但“连坐法”“严刑峻法”也埋下了秦末农民起义的隐患；

· 楚国：楚悼王任用吴起，“明法审令”“裁减冗官”，但变法触动了贵族利益，楚悼王死后，吴起被乱箭射死，变法夭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感叹：“吴起之能，若用于楚，楚必霸天下，惜乎！”

这些变法的核心，是用“中央集权”代替“分封制”。郡县制的推行，使各国国君直接控制地方，不再依赖贵族；军功爵制的实施，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传统，平民有了上升通道。正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战国变法，是中国政治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折点。”

二、经济：铁与牛的革命，小农社会的诞生

战国的经济变革，始于“铁犁牛耕”的推广。《孟子·梁惠王上》提到：“深耕易耨（nòu，除草）”，正是铁犁的作用；《国语·晋语》记载：“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说明牛从祭祀品变成了耕牛。

铁犁牛耕的普及，带来了两个关键变化：

· 井田制瓦解：西周的“井田制”是“公田+私田”的国有土地制度，但铁犁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民开始开垦“私田”（未被分封的土地），《左传·昭公七年》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井田制逐渐崩溃；

· 土地私有制确立：各国为了增加税收，承认“私田”合法。比如鲁国的“初税亩”（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废井田”（商鞅变法），土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由此形成。

手工业与商业也随之繁荣：

· 冶铁业：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城（今河南南阳）是冶铁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孔氏因冶铁成为巨富；

· 商业：吕不韦是战国最著名的商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后来甚至“投资”秦公子异人，成为秦国丞相；

· 货币统一：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比如秦的“半两钱”（圆形方孔）、齐的“刀币”（像刀）、楚的“蚁鼻钱”（像蚂蚁），但秦统一后，“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货币，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货币形态。

三、文化：百家争鸣，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

战国的文化，是一场“思想的爆炸”。从孔子的“仁”到韩非的“法”，从庄子的“逍遥”到墨子的“兼爱”，各家思想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照亮了中国文明的前路。

百家争鸣的中心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公元前374年，齐威王设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聚集了上千学者，孟子、荀子都曾在此讲学，荀子甚至担任过“祭酒”（校长）。这里没有“正统”，只有“辩论”——儒家说“仁政”，法家说“法治”，墨家说“兼爱”，道家说“无为”，思想的碰撞催生了最灿烂的智慧。

重要思想流派：

· 儒家：孟子主张“性善论”“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性恶论”“礼法并用”（“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 法家：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主张“法（法律）、术（权术）、势（权势）”结合，《韩非子·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强调中央集权；

· 道家：庄子主张“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反对世俗的功利；

· 墨家：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

· 兵家：孙膑主张“奇正相生”（《孙膑兵法·奇正》），桂陵之战的“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减灶计”，都是他的经典案例。

名人评点：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总结“六家要旨”：“法家严而少恩，但可以治乱世；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可以治太平；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战国之世，思想界极自由，故能产生如此之多的伟大思想家。”

四、军事：从“车战”到“步战”，战争的“规模化”与“残酷化”

战国的战争，与春秋截然不同。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贵族游戏”：双方用“车战”（每辆战车配2匹马拉，3个士兵），讲究“礼”（比如“不鼓不成列”，等对方排好队再进攻），规模小（比如城濮之战，晋军只有700辆战车）。

但战国的战争，变成了“全民战争”：

· 兵种变化：步战、骑兵取代车战。比如赵国的“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改革），学习匈奴的骑兵战术，使赵军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军事强国；

· 战争规模扩大：一场战争往往动用几十万兵力。比如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秦赵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

· 战争目的改变：不再是“争霸”，而是“灭国”。比如秦灭六国，就是要彻底消灭对方的政权。

重要战争：

· 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国攻赵邯郸，齐国派孙膑率军救赵。孙膑采用“围魏救赵”之计，进攻魏国的都城大梁，迫使魏军回援，在桂陵（今河南长垣）伏击魏军，生擒庞涓；

· 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魏国攻韩，齐国再次救韩。孙膑用“减灶计”（第一天造10万灶，第二天造5万灶，第三天造3万灶），诱使庞涓追击，在马陵（今山东莘县）设伏，万箭齐发，庞涓自杀，魏军惨败；

· 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秦国攻赵长平（今山西高平），赵将廉颇坚守三年，赵王换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主动出击。秦将白起用“诱敌深入”之计，包围赵军40万，最终坑杀降卒（《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长平之战后，赵国失去了对抗秦的能力，秦统一的步伐加快。

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膑兵法》的“奇正相生”，成为战国时期的军事指导思想。《尉缭子·兵令》说：“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争的恐惧。

五、外交：合纵连横，一场“策略的游戏”

战国的外交，围绕“合纵”与“连横”展开。

· 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即六国（齐、楚、燕、韩、赵、魏）联合对抗秦国；

· 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即秦国联合某一国，打破合纵。

关键人物：

· 苏秦：东周洛阳人，主张“合纵”。他游说六国，佩六国相印（《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使秦不敢东出函谷关达15年；

· 张仪：魏国人，主张“连横”。他游说楚怀王，骗楚与齐断交，承诺给楚600里土地，结果只给了6里（《史记·张仪列传》），楚齐交恶，秦国坐收渔利；

· 范雎：秦国人，提出“远交近攻”策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即与远方的齐国、燕国交好，进攻邻近的韩国、魏国，逐步扩大疆域。

重要事件：

· 五国相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称王，对抗秦、齐、楚的霸权；

· 乐毅伐齐（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秦、赵、魏、韩，五国伐齐，攻占齐国70余城，齐宣王几乎亡国，后来田单用“火牛阵”复国，但齐国从此衰落。

六、人口：增长与损耗，“乱世”中的“生存密码”

战国的人口，大概在2000-3000万之间（《汉书·地理志》估计）。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农业的发展（铁犁牛耕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比如《黄帝内经》的出现，奠定了中医的基础）。

但战争的频繁，使人口损耗极大：

· 长平之战：赵国损失40万兵力，几乎是全国男性的1/3（《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卒降者数十万人，秦尽坑之，赵大震”）；

· 秦灭六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楚时，“发卒六十万”，楚“发兵拒秦，战于蕲（qí）”，双方死亡超过20万；

· 农民起义：战国时期，农民反抗压迫的起义频繁，比如“盗跖”（《庄子·盗跖》），率领数千人起义，“横行天下”，给各国政权造成打击。

七、疆域：七雄并立到秦统一，“中国”的雏形形成

战国初期，“七雄”的疆域大致如下：

· 齐：占据山东半岛，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

· 楚：占据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城郢（yǐng，今湖北江陵）；

· 燕：占据河北、辽宁等地，都城蓟（jì，今北京）；

· 韩：占据河南中部，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

· 赵：占据河北、山西等地，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

· 魏：占据河南、山西等地，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

· 秦：占据陕西、甘肃等地，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

战国后期，秦国通过“远交近攻”，逐步扩张疆域：

·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巴（今四川），获得“天府之国”的粮食基地；

·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楚都郢，楚被迫迁都陈（今河南淮阳）；

· 公元前260年：秦占长平，赵失去山西南部；

· 公元前230-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统一全国。

秦统一后的疆域，东至海（今东海），西至陇西（今甘肃临洮），北至长城（今内蒙古包头），南至百越（今广东、广西），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疆域框架。

八、图腾与信仰：各国的“精神符号”，藏着文明的“原初记忆”

战国各国的图腾，反映了各自的文化传统：

· 秦：玄鸟（燕子）。《史记·秦本纪》记载：“女修（秦的祖先）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玄鸟是秦的“祖先图腾”；

· 楚：凤凰（朱雀）。《楚辞·离骚》中有“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凤凰象征高洁、自由，是楚人的精神象征；

· 齐：龙。齐是姜太公之后，姜姓是炎帝后裔，炎帝的图腾是龙（《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后土的图腾是龙）；

· 赵：虎。赵国人尚武，虎代表勇猛（《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襄子梦到自己变成虎，吃掉了中山王”）；

· 魏：麒麟。麒麟象征祥瑞（《礼记·礼运》记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魏国希望通过“仁政”获得祥瑞；

· 韩：马。韩国产良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韩氏有马，甚良”），马代表速度与力量；

· 燕：鹤。鹤象征高洁（《诗经·小雅·鹤鸣》记载：“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燕国地处北方，环境艰苦，鹤的“高洁”符合燕人的性格。

信仰方面，战国时期的人们主要信仰：

· 祖先崇拜：各国都重视祭祀祖先，比如秦襄公祭祀“白帝”（秦国的祖先），《史记·封禅书》记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zhì，祭祀场所），祠白帝”；

· 自然崇拜：祭祀天、地、河神。比如楚国祭祀“东皇太一”（太阳神），《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就是祭祀的歌词；

· 巫术：楚国有很多巫师，《楚辞·招魂》记载：“巫阳下招曰：‘魂兮归来！’”，巫师负责沟通“人神”，祈求平安。

结语：战国，中国文明的“青春期”

战国是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旧的制度崩溃，新的制度诞生；旧的思想衰落，新的思想崛起；旧的疆域分割，新的疆域统一。

它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充满叛逆与活力：叛逆的是“礼崩乐坏”，活力的是“百家争鸣”；叛逆的是“分封制”的瓦解，活力的是“郡县制”的诞生；叛逆的是“贵族政治”的结束，活力的是“官僚政治”的开始。

战国的遗产，藏着中国文明的原初密码：

· 政治：郡县制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划，仍有战国的影子；

· 文化：百家争鸣的思想，成为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儒家的“仁”、法家的“法”、道家的“道”，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 疆域：秦统一后的疆域，成为“中国”的基本框架，直到今天，我们仍在这个框架内发展。

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战国是中国文明的‘定型期’，此后两千年的中国，都在战国的基础上发展。”

当我们回望战国，看到的不是“乱世”，而是“新生”——一场持续两百年的“大裂变”，最终孕育出一个统一的、多元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文明。

公元前770年的春天，周平王姬宜臼站在洛邑的城墙上，望着东方的日出。他身后，是刚刚结束的逃亡——犬戎的烽火摧毁了镐京的宫殿，西周的王畿沦为废墟。当诸侯们的车队驶入洛邑的城门时，这位年轻的天子突然意识到：曾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已经成为一句遥远的空话。

这一年，被后世称为“春秋”的时代，正式拉开序幕。从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近300年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幕幕诸侯争霸、文化觉醒的活剧。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文明从“礼乐有序”到“礼崩乐坏”的转折，也照见了人性在动荡中的挣扎与觉醒。

一、政治：从“王室独尊”到“诸侯争霸”

春秋的政治逻辑，始于周王室的衰落。平王东迁后，周王直接控制的土地从镐京周围的千里王畿，缩减到洛邑附近的百里之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诸侯自专”的格局。

重要人物与事件：

·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春秋第一位霸主。他任用管仲为相，推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质量收税）、“士农工商”分业等改革，使齐国成为东方强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诸侯，提出“尊王攘夷”（尊重周王、抵御蛮夷）的口号，成为中原的“保护者”。

· 晋文公（公元前697-公元前628年）：晋国霸业的开创者。他流亡19年，历经磨难，即位后推行“作州兵”（扩大兵役范围）、“明贤良”（选拔人才）等改革。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今山东鄄城），晋文公“退避三舍”（遵守对楚成王的承诺），击败楚军，随后在践土（今河南原阳）会盟诸侯，周襄王亲自出席，承认其霸主地位。

· 楚庄王（？-公元前591年）：楚国霸业的巅峰。他“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平定国内叛乱后，率军北上伐郑，与晋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交战，击败晋军，随后“观兵于周疆”（在周王畿炫耀武力），向周王使者王孙满询问“鼎之大小轻重”（问鼎中原），暴露了取代周室的野心。

· 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春秋结束的标志。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联合消灭智氏，瓜分晋国土地，周威烈王被迫承认其诸侯地位。这一事件，标志着“卿大夫专政”取代“诸侯争霸”，战国时代即将到来。

功过评价：

霸主们的“尊王攘夷”虽有维护周室的名义，实则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齐桓公救邢存卫（公元前661年，狄人灭邢，齐桓公率军救援，将邢人迁至夷仪；公元前660年，狄人灭卫，齐桓公又将卫人迁至楚丘），保护了中原文化；但他晚年昏庸，任用易牙、竖刁等奸臣，导致齐国霸业衰落。晋文公的改革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但长期的争霸战争（如与楚的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也使晋国国力耗尽。

二、经济：从“井田制”到“私田兴起”

春秋时期，经济的核心变化是井田制的瓦解。西周时期，土地归周王所有，诸侯和贵族只能使用“井田”（将土地划分为九宫格，中间为公田，周围为私田，农民先种公田再种私田）。但随着人口增长和铁制农具（如铁犁）、牛耕的推广（春秋晚期出现），农民开始开垦“私田”（未被周王分封的土地），井田制逐渐崩溃。

关键事件：

· 初税亩（公元前594年）：鲁国率先推行“初税亩”，即按田亩数量征收赋税，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这一改革，标志着井田制的正式瓦解，也推动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形成。

· 商业的兴起：春秋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崛起。范蠡（越国大夫）助勾践灭吴后，辞官经商，“三聚三散”，成为“商圣”；子贡（孔子弟子）“结驷连骑”，往来于各国之间，“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晋国的绛城（今山西侯马）等城市，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

出处：《左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史记·货殖列传》“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三、文化：从“学在官府”到“百家争鸣”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的礼乐制度崩溃）的同时，文化也迎来了“下移”（从贵族走向平民）的契机。私学兴起，思想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学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雏形。

重要思想与人物：

·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儒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仁”（爱人）、“礼”（恢复周礼），提出“有教无类”（不分贵贱都可受教育），创办私学，弟子达三千人（其中七十二贤人）。晚年著《春秋》，用“微言大义”（如“郑伯克段于鄢”，用“克”字批判郑庄公的不仁）批判时政，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

· 老子（约公元前571-公元前471年）：道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无为而治”（顺应自然，不刻意干预），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著《道德经》（又称《老子》），成为道家经典。

· 孙武（约公元前545-公元前470年）：兵家学派创始人。他著《孙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者，诡道也”等军事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经典，也被现代商业、管理领域广泛应用。

文化下移：春秋以前，教育由贵族垄断（“学在官府”），但春秋时期，私学兴起，孔子、墨子等思想家纷纷创办私学，使平民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例如，孔子的弟子中，颜回（贫民）、子路（武士）、子贡（商人）来自不同阶层，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

四、军事：从“贵族战争”到“兼并战争”

春秋时期，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西周时期的“礼仪之战”（如双方列阵后再进攻，不杀俘虏），转变为“兼并战争”（以消灭对方、扩大领土为目的）。

主要战争：

· 长勺之战（公元前684年）：齐鲁交战，鲁国大夫曹刿提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策略，击败齐国，体现了军事策略的重要性（《左传·庄公十年》）。

· 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晋楚争霸，晋文公“退避三舍”（遵守当年对楚成王的承诺，后退九十里），诱敌深入，击败楚军，确立晋国霸权。

· 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军伐郑，晋军救援，双方在邲交战，楚军击败晋军，楚庄王成为霸主，随后“问鼎中原”（询问周鼎重量，觊觎天下）。

· 泓水之战（公元前638年）：宋楚交战，宋襄公坚持“仁义”（等待楚军渡河列阵后再进攻），结果战败，成为后世的笑柄（《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军事制度变化：

· 兵役制：从西周的“贵族兵役制”（只有贵族才能当兵），转变为“平民兵役制”（如晋国“作州兵”，将兵役范围扩大到平民）。

· 武器与战术：铁制兵器（如铁剑、铁戈）开始取代青铜兵器，战车数量增加（“千乘之国”成为大国的标志），战术从“车战”（战车对冲）逐渐向“步战”（步兵为主）转变。

五、外交：从“朝贡体系”到“霸权体系”

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朝贡体系”（诸侯向周王进贡）崩溃，取而代之的是“霸权体系”（霸主主导的诸侯联盟）。

外交策略：

· 尊王攘夷：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以“尊王”（尊重周王）为名，“攘夷”（抵御蛮夷）为实，扩大自己的势力。例如，齐桓公救邢存卫（抵御狄人），晋文公平定周王室内乱（王子带之乱，公元前636年），获得周王的认可。

· 远交近攻：虽然“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范雎提出的，但春秋时期已有类似策略。例如，齐国联合鲁国、宋国，对抗邻近的楚国；秦国联合晋国，对抗西方的戎人。

· 诸侯联盟：霸主通过会盟（如葵丘之盟、践土之盟），规定诸侯的义务（如尊重周王、互不侵犯），但这些联盟往往是暂时的，随着霸主的衰落而瓦解。

六、人口：从“稀疏”到“增长”

春秋时期，人口数量逐渐增长。据《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估计，西周时期人口约1000万，春秋晚期约2000万。

人口分布：

· 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齐鲁、晋、郑等国，人口密集（如临淄城约有20万人口）。

· 南方地区：楚国（湖北、湖南）人口较少，但随着楚的扩张（灭江汉诸国），人口逐渐增长（如郢都约有10万人口）。

· 北方地区：燕国（河北北部）、晋国北部（山西北部）人口稀疏，主要是游牧民族（如狄人）。

人口增长原因：

· 农业发展：铁制农具、牛耕的推广，使粮食产量增加，能够养活更多人口。

· 战争推动：诸侯争霸时，流民逃往安全的地区（如齐国、鲁国），促进了人口流动和分布。

七、疆域：从“王畿”到“诸侯扩张”

春秋时期，诸侯们通过兼并战争，扩大了自己的疆域。西周时期，周王直接控制的土地约千里（镐京周围），但春秋时期，诸侯的疆域远远超过周王。

主要诸侯疆域：

· 晋：山西、河南北部（灭赤狄、白狄，扩展到山西北部）。

· 楚：湖北、湖南、河南南部（灭江汉诸国，扩展到长江流域）。

· 齐：山东（灭莱夷，扩展到山东东部）。

· 秦：陕西（灭西戎诸国，扩展到陕西西部）。

· 燕：河北北部（灭山戎，扩展到辽宁西部）。

疆域扩展的影响：

春秋时期的疆域扩展，为战国时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例如，楚国的扩张使长江流域纳入中原文化圈，秦国的扩张使陕西西部成为中原的一部分。

八、图腾与信仰：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

春秋时期，人们的信仰仍以自然崇拜（天、地、日、月、山川）和祖先崇拜为主，但也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觉醒（如孔子的“仁”）。

图腾信仰：

· 楚：崇拜凤凰（《楚辞·离骚》“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认为凤凰是吉祥的象征。

· 齐：崇拜玄鸟（《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因为齐国是商的后裔。

· 晋：崇拜龙（《左传·昭公十九年》“龙见于绛郊”），认为龙是神灵的化身。

宗教仪式：

· 祭祀：诸侯们每年都要祭祀天地、山川（如泰山、黄河），祈求丰收和平安。例如，齐桓公“封禅泰山”（祭祀天地），成为第一位封禅的诸侯（《史记·封禅书》）。

· 占卜：春秋时期，占卜仍然是重要的决策方式，人们用龟甲、蓍草占卜（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占卜伐晋，结果大吉”）。

史书与名人评点

· 《左传》：左丘明著，是研究春秋历史最详细的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事件，语言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 《史记》：司马迁著，其中《十二诸侯年表》《齐太公世家》《晋世家》等篇章，详细记载了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

· 孟子：“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认为春秋时期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没有正义可言。

· 司马迁：“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描述了春秋时期的混乱。

结语：春秋的遗产

春秋时期，是中国文明从“童年”走向“成熟”的转折。它既有“礼崩乐坏”的混乱，也有“百家争鸣”的觉醒；既有诸侯争霸的战争，也有商业、文化的繁荣。

当我们回望春秋，看到的不仅是金戈铁马的战争，还有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孙武的“兵”；不仅是诸侯的崛起，还有平民的觉醒。春秋时期的思想、制度、文化，为后来的战国时期、秦汉王朝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正如历史学家童书业所说：“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之一。它的混乱，孕育了文明的觉醒；它的动荡，催生了思想的繁荣。”春秋，这个名字，不仅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期，更代表着中国文明从“礼乐有序”到“多元包容”的转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驾着斑驳的车马，从被犬戎摧毁的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这一迁，不仅是都城的位移，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开端——西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过往，东周的“诸侯强并弱，政由方伯”拉开序幕。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长达550年的东周，既是“礼崩乐坏”的乱世，也是文明裂变的黄金时代。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震荡，也孕育着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制度与思想根基。

一、政治：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陪臣执国命”

西周的政治秩序以“分封制”与“宗法制”为核心：周天子是“天下共主”，诸侯受封于周，需履行朝贡、勤王等义务；宗法制以血缘为纽带，维系“嫡长子继承制”与等级秩序，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结构。然而，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迅速瓦解。

周天子的衰落：平王时期，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天子直辖区域）从西周的“千里之地”萎缩至洛邑周围方圆数百里，财政匮乏到“天子无戏言”的尊严都难以维持——周桓王曾向鲁国求“胙”（祭祀用的肉），周襄王因没钱办丧事向诸侯乞讨（《左传·隐公三年》《史记·周本纪》）。

诸侯的崛起：春秋初期，郑庄公率先挑战周室权威，与周桓王交换质子（“周郑交质”），甚至在繻葛之战中射伤桓王（《左传·桓公五年》），开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随后，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联合诸侯击退戎狄、抵御楚国，在葵丘之盟（公元前651年）中确立霸权；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击败楚国，在践土之盟中被周襄王册封为“侯伯”（诸侯之长）；楚庄王则以“问鼎中原”（公元前606年）的举动，公然试探周室的权威（《史记·楚世家》）。

战国的变法与集权：进入战国，诸侯不再满足于“争霸”，而是追求“兼并”。为增强国力，各国纷纷推行变法：魏国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平籴法”）、楚国吴起变法（“废公族疏远者”“明法审令”）、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建立县制”）。其中，商鞅变法最彻底——通过“军功爵制”打破贵族特权，以“连坐法”强化中央控制，使秦国从“西戎小国”崛起为“虎狼之邦”（《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

政治裂变的评价：东周政治的核心矛盾，是“旧制度（分封制）”与“新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冲突。诸侯的崛起与变法运动，本质是“中央集权”对“分封制”的替代。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言：“东周之世，王纲解纽，诸侯放恣，然亦正是中国古代政治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的关键期。”

二、经济：井田制的崩溃与商业文明的兴起

西周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诸侯将土地划分为“公田”（贵族占有，农民集体耕作）与“私田”（农民份地，需先耕公田再耕私田）。然而，东周时期，铁犁牛耕的推广（《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肥力征税）使私田产量远超公田，农民纷纷弃公田而耕私田，井田制逐渐崩溃。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公元前594年，鲁国推行“初税亩”（“履亩而税”），承认私田合法性，按土地面积征税（《左传·襄公十五年》）。随后，各国纷纷效仿：齐国“相地而衰征”、楚国“书土田”、秦国“废井田，开阡陌”（《史记·商君列传》）。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推动了地主阶级的形成。

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铁犁牛耕的推广带动了冶铁业的发展——《山海经》记载“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楚国的“宛钜铁釶”（锋利的铁剑）闻名天下（《荀子·议兵》）。纺织业也取得突破，齐国的“齐纨”、鲁国的“鲁缟”成为贡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商业的兴起是东周经济的亮点。随着“工商食官”（官府控制工商业）制度的瓦解，私商应运而生：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辞官经商，“三聚三散”，被尊为“商圣”（《史记·货殖列传》）；子贡（孔子弟子）“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甚至“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城市也因商业而繁荣，临淄（齐国都城）“摩肩接踵，挥汗如雨”（《战国策·齐策》），邯郸（赵国都城）“车毂击，人肩摩”（《史记·货殖列传》）。

经济变革的影响：井田制的崩溃与商业文明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土地私有制成为后世王朝的经济基础，商业的发展则推动了货币（如秦国的“半两钱”）与交通（如“驰道”）的进步。

三、文化：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

东周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随着周室衰微，“学在官府”的制度瓦解，私学兴起（如孔子“有教无类”），知识分子（“士”）从贵族附庸转变为独立的思想者。他们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家：仁与礼的坚守：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主张“仁”（“爱人”）与“礼”（“克己复礼”），希望通过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实现“天下大同”（《论语·颜渊》）。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继承孔子思想，提出“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性善论”（《孟子·尽心下》），强调君主的道德责任。

道家：自然与无为的智慧：老子（约公元前571-公元前471年）主张“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认为“无为而治”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则进一步提出“逍遥游”，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逍遥游》）。

墨家：兼爱与非攻的理想：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主张“兼爱”（“爱人若爱其身”）与“非攻”（反对战争），批评儒家的“礼”是“繁饰礼乐以淫人”（《墨子·非儒》）。他还提出“尚贤”（选拔贤能）、“尚同”（统一思想）等主张，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墨子·兼爱》）。

法家：法治与集权的实践：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法治”（“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术治”（君主的权术）、“势治”（君主的权威），强调中央集权（《韩非子·有度》）。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则将法家思想付诸实践，通过“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建立县制”，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史记·商君列传》）。

兵家：战争与谋略的艺术：孙武（约公元前545-公元前470年）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等经典思想。孙膑（孙武后代）则在《孙膑兵法》中提出“围魏救赵”“减灶计”等具体战术，成为后世军事家的必修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百家争鸣的意义：正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言，“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第一次大解放”。儒家的“仁”、道家的“自然”、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法治”，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核，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思想与制度。

四、军事：从争霸到兼并的战争升级

东周的军事变化，本质是“战争目的”的转变——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目的是“争夺霸权”（如齐桓公“尊王攘夷”），战争规模较小（如城濮之战双方兵力约3万）；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目的是“消灭他国”，战争规模急剧扩大（如长平之战秦赵双方兵力约百万）。

春秋争霸战争：

· 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为报当年楚王礼遇之恩，“退避三舍”（后退九十里），诱敌深入，最终击败楚军。此战后，晋文公确立霸权（《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军围攻郑国，晋军救援，双方在邲（今河南荥阳）交战。楚军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击败晋军。此战后，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左传·宣公十二年》）。

· 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晋楚为争夺郑国，在鄢陵（今河南鄢陵）交战。晋军采用“分兵击弱”战术，击败楚军。此战后，晋楚两国都因国力消耗过大，逐渐失去霸权（《左传·成公十六年》）。

战国兼并战争：

· 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国邯郸，齐国采用“围魏救赵”战术，派孙膑率军进攻魏国都城大梁，在桂陵（今河南长垣）伏击魏军，生擒庞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魏国再次进攻韩国，齐国采用“减灶计”，诱使魏军追击，在马陵（今山东莘县）设伏，万箭齐发，击杀庞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战后，魏国从此衰落。

· 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秦赵为争夺上党（今山西长治），在长平（今山西高平）交战。秦军采用“诱敌出击”战术，将赵军围困46天，最终坑杀降卒40万（《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此战后，赵国元气大伤，东方六国再无力抵御秦国的进攻。

军事制度的变化：

· 兵源：春秋时期，士兵主要是贵族（“国人”），“野人”（平民）没有当兵的权利；战国时期，各国推行“征兵制”（如秦国“什伍连坐”，凡15岁以上男子都要服兵役），兵源大幅增加。

· 武器：春秋时期，武器主要是青铜兵器（如戈、矛、剑）；战国时期，铁兵器（如铁剑、铁戟）逐渐取代青铜兵器，弩（“远射利器”）也广泛应用（《荀子·议兵》“宛钜铁釶，惨如蜂虿”）。

· 战术：春秋时期，战争主要采用“车战”（双方战车对阵）；战国时期，“步战”“骑战”逐渐取代“车战”，战术更加灵活（如“围魏救赵”“减灶计”）。

战争的影响：兼并战争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长平之战坑杀降卒40万），但也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正如《史记·六国年表序》所言：“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五、外交：合纵连横的谋略游戏

东周的外交，本质是“利益的博弈”。春秋时期，外交的核心是“尊王攘夷”（如齐桓公联合诸侯抵御戎狄）；战国时期，外交的核心是“合纵连横”（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秦国分化六国称为“连横”）。

春秋外交：

· 葵丘之盟（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民权）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承认齐桓公的霸权。盟约内容包括“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为妻”“不准随意筑城”等（《史记·齐太公世家》）。

· 践土之盟（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击败楚军后，召集诸侯在践土（今河南原阳）会盟，周襄王亲自参加，册封为“侯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战国外交：

· 合纵：苏秦（公元前337-公元前284年）提出“合纵”策略，联合燕、赵、韩、魏、齐、楚六国抗秦。公元前334年，苏秦佩六国相印，率六国联军进攻秦国，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而还（《史记·苏秦列传》）。

· 连横：张仪（公元前378-公元前309年）提出“连横”策略，分化六国。他先说服魏国“背合纵而事秦”，再出使楚国，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今河南淅川）为诱饵，诱使楚国与齐国断交，最终楚国失去齐国的支持，被秦国击败（《史记·张仪列传》）。

· 远交近攻：范雎（公元前255-公元前225年）提出“远交近攻”策略，主张秦国与远方的齐国、燕国交好，进攻邻近的韩国、赵国、魏国。这一策略成为秦国统一六国的核心战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外交变化的评价：东周的外交，从“尊王攘夷”的道德主义，转变为“功利主义”的利益博弈。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策略，不仅影响了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也成为后世外交的经典案例（如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联盟”“制衡”）。

六、人口：增长与流动的双重变奏

东周时期，人口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统计，春秋初期（公元前770年）全国人口约1000万，战国末期（公元前221年）约2000万，增长了一倍。

人口增长的原因：

· 农业发展：铁犁牛耕的推广提高了粮食产量，使单位面积土地能养活更多人口（如战国时期，每亩土地产量从西周的1石增至2石）。

· 医疗进步：《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医学的成熟，疾病的治疗能力提高，人口死亡率下降。

· 政策鼓励：各国为增强国力，纷纷鼓励生育（如秦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分家，增加户数；齐国“令民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提前结婚年龄）（《商君书·分户令》《国语·齐语》）。

人口流动的特点：

· 人才流动：各国为争夺人才，纷纷推出“招贤令”（如燕国“黄金台”招贤，齐国“稷下学宫”招纳学者）。“楚材晋用”（楚国的人才被晋国所用）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 百姓流动：为躲避战争或寻找更好的生活，百姓纷纷迁移（如“三晋之民”迁往秦国，因为秦国“田广人稀”，能获得更多土地；“齐民”迁往燕国，因为燕国“地大物博”）（《商君书·徕民》）。

人口变化的影响：人口增长为各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与兵源，推动了经济与军事的发展；人口流动则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如“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如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

七、疆域：诸侯扩张与周天子的“王畿”萎缩

西周时期，周天子的疆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包括今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湖北等地区。东周时期，周天子的“王畿”（直辖区域）逐渐萎缩，而诸侯的疆域则不断扩大。

周天子的王畿萎缩：

· 平王东迁后，王畿仅剩下洛邑周围方圆千里（今河南洛阳一带）。

· 春秋时期，周天子先后失去了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源）等土地，王畿缩小至方圆数百里。

· 战国时期，周天子的王畿进一步缩小至洛邑周围数十里，成为“附庸”（《史记·周本纪》）。

诸侯的疆域扩张：

· 齐国：齐桓公时期，“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今山东临朐），北至无棣（今山东无棣）”（《史记·齐太公世家》）。

· 楚国：楚庄王时期，“南卷沅湘（今湖南一带），北绕颍泗（今安徽一带），西包巴蜀（今四川一带），东裹郯邳（今江苏一带）”（《史记·楚世家》）。

· 秦国：秦穆公时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时期，则灭巴蜀（今四川一带），扩至西南。

· 晋国：晋文公时期，“晋地南至河（今河南黄河一带），北至燕代（今河北一带），西至秦（今陕西一带），东至齐（今山东一带）”（《史记·晋世家》）；战国时期，晋国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疆域进一步扩大。

疆域变化的意义：诸侯的疆域扩张，不仅扩大了华夏族的生存空间，也促进了与周边民族（如戎狄、蛮夷）的融合，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疆域基础。

八、图腾与信仰：从玄鸟到凤凰的精神传承

周人的图腾是“玄鸟”（黑色的鸟），这一信仰继承自商族（《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认为，玄鸟是“天命”的象征，是周人祖先的起源（《诗经·大雅·生民》“姜嫄践巨人迹，生后稷”，后稷是周人的始祖）。

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大，玄鸟逐渐演变为“凤凰”（《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凤凰是“百鸟之王”，象征着“吉祥”“尊贵”“权力”，成为周人身份的象征（如周天子的礼服上绣有凤凰图案）。

信仰的变化：

· 天命观的转变：西周时期，周人相信“天命”（“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天”，但“天”会根据君主的“德”来决定是否保留其权力。东周时期，天命观逐渐转变为“天人感应”（“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认为“天”会通过自然灾害（如地震、旱灾）来警告君主。

· 祖先崇拜的强化：周人非常重视祖先崇拜，认为祖先的灵魂能保护后代（《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春秋时期，诸侯也开始祭祀祖先（如鲁国“郊祭”，祭祀周公），甚至祭祀天地（如楚庄王“问鼎中原”，想祭祀天地）（《史记·楚世家》）。

图腾与信仰的意义：玄鸟与凤凰的传承，不仅是周人身份的象征，也是华夏族“文化认同”的核心。祖先崇拜与天命观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传统，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宗教与文化。

结语：东周的历史地位

东周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转型期”：

· 政治上，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

· 经济上，从“井田制”向“土地私有制”过渡；

· 文化上，从“学在官府”向“私学兴起”过渡；

· 军事上，从“争霸战争”向“兼并战争”过渡；

· 民族上，从“华夏族”向“中华民族”融合过渡。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所言：“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东周的“礼崩乐坏”，不是文明的衰落，而是文明的裂变——它孕育了中央集权的萌芽、商业文明的兴起、百家争鸣的思想，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奠定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