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记载，姬昌在继承父亲季历之位时，已经获得了西伯的尊号，即西方诸侯之长的称号。史书明确记载：公季（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后来商纣王的宠臣崇侯虎在进谗言时也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这些记载似乎表明，姬昌继位之初就已经拥有西伯的尊号。

然而，仔细推敲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诸多疑点。根据史料记载，姬昌的父亲季历生前仅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这一较低级的官职，不久后就被文丁囚禁并处死。从商朝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周人应该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游牧部族，所以才会授予牧师这样的称号。既然如此，姬昌的西伯之称又从何而来？通过对商周两族甲骨文记载的对比研究，可以推测西伯这个称号很可能是周人后来虚构的。

关于商朝的伯这一称谓，其真实含义与后世认知有很大出入。在周代确立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度中，伯爵排在第三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确实存在许多被称为伯的势力。因此，许多近现代学者都认为甲骨文中的伯是一种爵位称号。

但这种观点存在明显问题：如果伯确实是爵位称号，那么商朝册封一些势力为伯尚可理解，但为何也会将敌对势力称为伯或某方伯？更奇怪的是，某方下属的族群首领也被称为某伯，这样的称谓体系岂不是完全混乱？

现代学者通过对甲骨文中所有称伯势力的系统研究，发现伯实际上是指商朝境内外的非殷商宗室的地方族群首领，而并非正式的爵位称号。也就是说，只要是商朝宗室以外的地方部落首领，商人都可能称其为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从未出现过西伯、南伯等方位性称谓。如果西伯真的是商朝重要的西方诸侯之长，如此重要的职位理应在甲骨文中有所记载，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商朝晚期特意为周人设立西伯职位的可能性。

至于商王宗室的地方首领，则被称为侯。侯的本义是指哨所中的一支箭，因此具有侦查哨所和卫戍部队的双重含义。古代称侦察兵为斥候的由来即在于此。在关中地区，考古发现证实商朝确实有一个崇国，其遗址位于今老牛坡一带。甲骨文中记载武丁时期的崇国首领被称为崇侯虎。如果姬昌真的是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那么按照常理他应该可以管辖崇国，但历史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在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揭示了姬昌的真实官职。按照商朝制度，与先王、天帝沟通，通过甲骨占卜获得旨意等，都是商王独有的神圣权力，绝对不允许他人染指。如果其他人也能与商朝先王沟通，势必会威胁到商王的统治地位。

然而在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大量甲骨文卜辞，这些证据表明姬昌可能也在尝试与天帝沟通，说明他已有反商之心。或许是为了避免被发现，这些卜辞大多采用微雕技术刻写，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

更重要的是，在周原出土的多片甲骨上都记载了商纣王对姬昌的册封情况（其中部分文字残缺）。其中一条相对完整的卜辞写道：贞：王其拜佑大甲，册周方伯？口惟足，丕于受有佑。此外还有其他卜辞也提到了册周方伯的内容。

这些证据表明，姬昌是在模仿商纣王的占卜方式，试图寻找与历代商王和天帝沟通的方法。纣王计划册封姬昌为周方伯，正式承认周国作为商朝西方的一个小方国。如此重大的册封事件，自然需要通过占卜请示神灵，并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姬昌很可能亲眼目睹了这些仪式，回国后试图重现当时的占卜过程，以期掌握与鬼神沟通的奥秘。

综上所述，纣王册封姬昌的正式称号并非西伯，而是周方伯，这仅仅表示商朝承认周国是其西方的一个小方国而已。而且，纣王对姬昌的册封必定发生在姬昌前往殷都、崇侯虎告密之后。因此，《史记》等史书从一开始就称姬昌为西伯，显然是错误的记载。

那么，既然纣王只册封姬昌为周方伯，为何史书上却变成了西伯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可能是周人自我吹嘘的结果，因为西方其他部族并不了解实情，周人这样宣称有助于树立其在西部的权威，最终以讹传讹被记录下来；其二可能是后世史家在记录这段历史时，用周代的情况来推测过去，同时也有美化姬昌的成分。

归根结底，这正印证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道理。周朝取代商朝后，自然可以将原本的周方伯美化为更显赫的周西伯。这种对历史的改写和美化，在后世史书中屡见不鲜，也让我们在研究古代历史时需要更加审慎地辨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