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五年（260年）的一个春日，年轻的魏帝曹髦在宫中来回踱步。这位年仅十九岁的皇帝望着殿外飘落的柳絮，心中郁结难平。他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皇权正被司马昭一步步蚕食，朝堂之上尽是司马氏党羽。终于，在五月七日这天，曹髦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傀儡般的处境，他召集宫中仅剩的忠诚护卫和侍从，亲自披甲执剑，率领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冲出宫门，誓要与司马昭决一死战。

当这支悲壮的队伍行至南阙时，遭遇了司马昭之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部队。面对天子仪仗，司马伷的士兵们面面相觑，在曹髦侍从的厉声呵斥下竟纷纷退避。就在此时，中护军贾充率领精锐部队赶到。这位司马昭的心腹大将毫不畏惧天威，在南阙之下与曹髦正面交锋。年轻的皇帝亲自挥剑奋战，其勇武之姿令贾充的部队节节败退。眼看局势危急，贾充的部将成济焦急询问对策。贾充冷然道：\"司马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之事，何须多言！\"成济闻言，当即挺戈直刺，将曹髦弑杀于御辇之下。这位壮志未酬的年轻帝王，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十九岁。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事后司马昭仅处死了执行者成济，却放过了主谋贾充，这其中的政治算计值得深入探究。

事件发生后，司马昭立即召集朝中重臣商议。尚书左仆射陈泰入宫时面色惨白，见到司马昭后痛哭失声。司马昭亦假意垂泪，试探性地问道：\"公将何以处我？\"陈泰直言：\"唯诛贾充，可以少谢天下。\"司马昭沉吟良久，推诿道：\"君更思其次。\"陈泰坚定回答：\"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说罢便因悲愤过度，当场呕血数升，不久便郁郁而终。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当时朝臣们对弑君事件的震惊与愤慨。在古代政治伦理中，当街弑君实属骇人听闻之举，司马昭本应严惩主谋以平民愤。然而他最终仅以成济抵罪，这种反常处置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政治考量。

首先，贾充作为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成员，其价值远非成济可比。早在司马懿掌权时期，贾充就历任尚书郎、黄门侍郎等要职。司马师主政期间，他更是在平定毌丘俭叛乱中屡建奇功。到司马昭执政时，贾充已官至大将军司马，成为决策核心。特别是在平定诸葛诞叛乱时，正是贾充提出的\"深沟高垒\"之策助司马昭大获全胜，因而获封宜阳乡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谋士，司马昭自然难以割舍。更重要的是，贾充对司马氏篡魏的整个过程都参与谋划，掌握太多机密，处置他可能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

其次，从长远来看，曹髦的存在确实对司马昭构成严重威胁。这位少年天子不仅天资聪颖，更继承了其祖父曹丕的政治才能。史料记载他\"才慧早成，有太祖之风\"。在司马师去世时，曹髦就曾敏锐地抓住权力交接的时机，试图通过诏令将司马昭困在许昌，同时密谋夺回军权。若非司马昭及时识破并强行回师洛阳，局势可能早已逆转。贾充弑君之举，客观上为司马昭消除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政治对手。虽然手段残忍，但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这确实解决了司马昭的心腹大患。

再者，司马昭对贾充的包庇也反映出当时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在曹髦出宫时首先遭遇的是司马伷部队，但这些士兵因畏惧弑君罪名而纷纷退避。相比之下，贾充甘愿背负千古骂名也要为主子除去心腹大患，这种\"脏活我来干\"的忠犬姿态，正是权臣最需要的。司马昭若严惩贾充，今后还有谁敢为他做这种见不得光的事？保留贾充不仅是对功臣的回报，更是给其他党羽树立榜样——只要效忠司马氏，即便犯下大罪也能得到庇护。

这场血腥的宫廷政变最终以成济被诛、贾充逍遥法外收场。司马昭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弑君罪名全部推给成济，以\"大逆不道\"之罪诛灭其三族。而对贾充仅是暂时免官了事，不久又官复原职。这种区别对待充分展现了权力场中的残酷法则：棋子可以随时抛弃，但执棋之手必须保全。曹髦之死成为魏晋禅代过程中的关键转折，而司马昭对贾充的包庇，则预示着这个新兴权贵集团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伦理已经形成。在这盘大棋中，道德与律法都要为政治利益让路，这也为后来西晋王朝的统治危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