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5年，经过五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忽必烈终于彻底击败了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帝国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随着北方的隐患消除，他的目光逐渐转向了江南富庶的南宋地区。南宋疆土辽阔、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正是蒙古扩张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

事实上，早在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蒙宋之间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双方在秦岭与淮河一带的边境激烈对抗，整整延续了三十余年。历任蒙古大汗都制定过“三路出兵”的战略部署：一路由川蜀进攻，一路自荆襄发兵，另一路则攻向江淮。蒙古人甚至在攻下大理后，将战线延伸到广西，几乎直逼南宋腹地。尽管如此，南宋凭借坚韧的抵抗和复杂的地理环境，始终没有被完全击垮。

就在忽必烈筹划再次发动四路合击之时，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人便是曾叛投蒙古的南宋将领刘整。他向忽必烈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全新战略：集中兵力突破中路，从襄阳这一汉水重镇切入，直逼江南心脏鄂州（今武汉），再顺江而下，一举席卷江南。忽必烈认为此计比以往的分路进攻更为稳妥，遂采纳刘整之言，将襄阳作为突破口。

为了顺利展开行动，刘整还建议通过外交与经济手段为军事准备服务。他提出贿赂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以恢复在襄阳东面的鹿门山榷场贸易。表面上，这是促进边境交流与商贸往来的善意举措；但在战争一旦爆发时，这个榷场就会成为蒙古的前进基地，扼守襄阳咽喉，并威胁邻近樊城。吕文德一时只看见了经济利益，未察觉其中潜藏的巨大军事隐患，轻率地同意了。公元1266年秋，榷场修建完毕，边贸繁荣，但蒙古的铁骑已在暗中积蓄力量。

半年后，忽必烈下令进行试探性进攻。大将阿术率领五万大军南下，很快逼近襄阳城下。襄阳与樊城守军固守不出，阿术便四处劫掠，掳走大批百姓北返。然而，他在西侧行动时遭到宋军伏击，吕文德趁机指挥部队痛击蒙军，迫使阿术撤退。这虽是一场小胜，却让吕文德意识到，襄阳势必成为蒙古未来主攻方向。为此，他任命弟弟吕文焕统领襄阳守军，全面加强城防。

至此，南宋在荆襄地区的防御体系初步成型：鄂州七万主力由吕文德直接指挥；襄阳由吕文焕率两万守军固守；樊城则由牛富带领一万人镇守汉水要冲。这样的布防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防线网络。然而，形势的紧张并未因此减轻。

1268年九月，忽必烈任命刘整与阿术为征南都元帅，再次大举南侵。蒙古军利用鹿门山榷场的便利迅速逼近襄阳。吕文焕率军迎战，却因准备不足遭遇惨败。消息传回，吕文德悲愤交加，旧疾复发，不得不卧床，但他仍坚持远程指挥，调度周边州县军队不断支援。

1269年春，忽必烈加派史天泽率两万兵马抵达，主持围城战。史天泽深知持久围困之法，在襄阳周围山地构筑坚固工事，逐步切断宋军援路。陆路已被完全隔绝，唯一的生机只剩水路。吕文德急令京湖都统张世杰率水军突围支援，但张世杰屡攻不克，救援功败垂成。至此，襄阳彻底陷入孤城困境。

随着时间推移，南宋虽拼死抵抗，但在蒙古日益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襄阳的处境愈发危急。至1269年冬，蒙古人凭借长期积累的战略优势，终于迎来突破的契机。南宋在荆襄的防线摇摇欲坠，而襄阳的坚守也逐渐走到尽头。这场围城之战，为蒙古全面南征奠定了决定性基础，也标志着南宋国势开始急速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