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投靠刘备时，几乎没有建立什么显著战功，却被授予极高的官爵：骠骑将军、领凉州牧以及斄乡侯。在册封文书中，刘备给出的理由是：马超在北方威望显著，声名和武力兼具，因此才委以重任，希望他能在万里疆土上为百姓解除痛苦。

马超是否真讲信义，熟悉《三国志》等史料的读者自有判断。说他在刘备手下毫无建树并不全面，因为在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到次年三月之间，他确实曾与张飞联手对阵曹洪、曹休于下辨。结果不甚理想：任夔被曹军斩杀，张飞与马超败退至汉中，撤军途中，吴兰又被氐人首领强端所歼灭。可见马超虽有参与，但结果并不光彩。

《三国演义》对此战几乎轻描淡写，还刻意改动细节：小说中张飞似乎未参战，马超虽然损失任夔，却固守下辨，令曹洪无功而返。实际上，作者罗贯中在撰写时还颠倒了马超反叛与马腾遇害的时间关系，并将张飞巴西破张郃的战事移至下辨之后，甚至编排成张郃被张飞击败后狼狈逃窜，曹洪怒而欲斩张郃。这些内容与史料完全不符。

史实表明，张飞与马超联手在下辨一战是败仗。这说明他们两人之合力，并未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倘若按照演义的描述，似乎不论张飞还是马超单独领兵，都能轻松取胜曹洪曹休。这显然是文学加工后的夸张。

从军事能力和地位来看，张飞和马超的确远超曹洪曹休。前者是蜀汉阵营的二号、三号将领，而曹洪不过是都护将军，曹休在当时也只是骑都尉，在曹魏阵营中的地位远低于乐进、于禁等“四方将军”。理论上，蜀汉强将并肩作战，不该败于曹魏偏师。然而，正如《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辨之战中，张飞马超虽占据地利，兵力对比也并非悬殊，却仍然败北。

《孙子兵法》早有论述：兵力若不足十倍，则难以围攻；不足五倍，则不能贸然强攻。曹军在下辨并无绝对优势，反倒是张飞马超采取守势，“屯下辨”“屯固山”，意图阻断曹军退路，说明其处境并不被动。但战果仍不理想，这就要归因于“人和”的缺失。

小说中，张飞与马超在葭萌关大战后惺惺相惜，结为兄弟般的情谊。但史实却残酷得多。马超投靠刘备时孤立无援，是刘备秘密给予兵马支持，才使他在成都北城屯驻，形成声势。成都的陷落是大势所趋，马超只是压垮刘璋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非决定性因素。因此，他在刘备入川过程中并无关键贡献。

刘备为了招揽马超，给予极高礼遇，关羽极为不满，张飞的态度虽未见于史书，但也未必友善。《三国志》有记：“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在张飞眼中，马超既失势，又在汉中名声不佳。张鲁手下甚至有人评价：“连亲人都不顾，怎能爱别人？”可见马超在士人群体中的口碑并不好。张飞或许敬重有德之士，但不会对马超抱有信任。

更复杂的是，刘备并未明确下辨之战的主次将。马超时任平西将军，都亭侯；张飞则是征虏将军、巴西太守，新亭侯。爵位高下差别微妙，使得两人之间很难形成明确的指挥关系。史载“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说明马超在刘备阵营始终缺乏安全感，而张飞又谨慎防备。两人同心协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反观曹军，曹洪曹休乃叔侄同心，事先得曹操授意，表面上曹洪挂帅，实则由曹休主导指挥。这样的分工避免了内耗。相较之下，张飞马超因猜忌而缺乏合作，还未交锋，实际上已经输了气势。

因此，下辨之战的失利并不令人意外。令人遗憾的是，若刘备只派张飞或马超单独率军，或许结果未必如此憋屈。由此还衍生三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刘备究竟如何定位张飞与马超的主次？若只派马超独自前往，刘备会否放心？假如马超获胜，他是否还会安于屈居刘备之下？这些问题，成为下辨之战留给后世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