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攻破北京，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翻覆与新秩序的开启，短暂的京城之都在他的旗号下进入历史的烟尘中。然而他并未在京师久留，随即带着胜利的气焰继续北上，沿山岭之脊马不停蹄地向山海关推进，企图一举扫清所有拥护大顺政权的障碍。关外的吴三桂并非孤立无援，他秘密求援于清军，得到多尔衮统帅的八旗部队与吴三桂自带的关宁铁骑联袂支援，使得大顺的前线在山海关之战前就已陷入被动。两股强大的敌军在山海关外汇合，寂静山岭之间传来鼓角相合的声响，战云渐起，气势如山洪倾泻，最终将大顺军彻底击溃，残部被迫分散逃逸。

俗话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若战事不利重整旗鼓再图翻盘便是常理。可李自成此番北上之举，战线却迅速崩塌。他的势力如同被风卷走的尘沙，一路溃退，连北京城的守卫也未能坚持。此时的形势比起往昔的瓦剌入京更为危急：瓦剌曾经在辽阔的战场上逼近北京城下，若非于谦等人竭力抗击，明朝的命运或许已在那一刻定局。为何李自成在山海关失守后，未能在北京展开有效防御？难道山海关一破，北京就会如同泥塑般被推翻吗？此后之局势给出了答案，但在此之前，前线的破局已然让人看到风暴的走向。

要追溯李自成进军北京之初，他带着不到六万人的嫡系主力从西安浩浩荡荡东征，途中大量明军纷纷降投，合计投降叛变的军队达十余万人之数。然而这支“新生力量”并非真正的坚城，他们多半是墙头草，在风雨中摇摆不定。正当李自成以为凭借这支人海就能稳固京畿，守城之方面对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形势却在中途发生逆转：多尔衮统领的十万八旗军队如山洪骤降，覆盖范围之广、进攻之猛烈，令大顺最强的六万精锐亦遭遇重大损失，损失数达过半。

因此，在山海关之战之后，李自成面临的局势极为险峻：前方有吴三桂和多尔衮带领的十几万兵力虎视眈眈，后方又有十几万刚投降的明军在蠢蠢欲动，而他手中仅剩的可靠兵力不过三万左右。若继续固守，北京的城墙恐怕会在更短时间内被撼动，留给大顺的生存空间甚至微乎其微。这种被两面夹击的窘境，使得继续在京师驻守成为不现实的选择，撤回陕西、重新整备兵力，成为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现实。

在此同时，李自成对吴三桂所做的逼反举动还有另一层深意：他在北京城内对旧官僚进行大规模掠夺与拷打，甚至淫掠妇女，致使社会秩序一度崩解，民心极度动摇。吴三桂的亲信及爱妾陈圆圆等被掳走，这种野蛮行为直接动摇了吴三桂对大顺的信任，使他认定李自成只是一个流寇，无法与之合作抗敌。大顺军在京师的暴行也让城内外对其产生深深的反感与恐惧，李自成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因此彻底撕裂，留给他在京留守的希望也随之销声匿迹。

更为关键的是，清朝以“为明帝报仇”为旗号进入关内。南明的重臣如史可法等人也由此误以为清军是来助力削平乱贼的外援，抱着一定要借虏平寇、共图大计的心思，试图与清军在潼关一带会师，消灭李自成。唐朝借回鹘兵平定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像，被南明官员视作借镜，于是双方在战略上出现短暂的谋划融合。结果是西征进入山西的清军迅速获得明军中的投降者的响应，十余万明军重新叛变归附清廷，清军得以顺势直抵黄河沿岸，战局因此被彻底改写。

最终，李自成在荆楚大地的前线遭遇了致命的打击，兵败于湖北一带，并在混战中阵亡。其余的两支部队在突围失利后合并，改为忠贞营，投向南明阵营，成为日后二十多年抵抗清朝入侵的主力军之一，直至康熙三年李来亨战死，南明的抗清势力才逐步退居幕后，历史的潮水再次被重新分流。整段历史的旋涡在此刻落下帷幕，但留给后人的是关于权力流转、联盟背叛与民族命运纠葛的深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