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岛的抗日史册里，琼崖纵队的铁血征程早已为人熟知，但鲜少有人知晓，这支扎根热带丛林的队伍中，曾活跃着一群金发碧眼的战士 —— 他们组成的 “洋人支队”，由英军少校担任队长，政委却是一位手握笔杆的报社社长。这支特殊队伍的诞生，并非刻意安排，而是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在绝境中并肩的必然结果，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战火淬炼的情谊与坚守。

一、绝境相逢：一场 “误打误撞” 的救援

1939 年，日军铁蹄踏遍海南岛，将这里打造成 “掠夺资源的后方基地”。为修建崖县机场、开采田独铁矿，日军急需大量劳力，可琼崖纵队早已将岛上青壮年转移至深山，日军只得将目光投向东南亚战场的战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0 余万英美荷盟军官兵沦为日军俘虏，其中一部分被押往海南，成了 “无人权的苦力”—— 他们每天清晨被押往工地，赤足踩在 60℃的砂石上挖掘铁矿，日均劳作 16 小时，仅靠一碗稀米汤充饥。疟疾、痢疾在战俘中肆虐，倒下的人会被直接拖去荒野，连简易的掩埋都没有，丛林里时常传来绝望的呻吟。

琼崖纵队司令冯白驹始终紧盯日军运输线。1942 年秋，一份情报传来：“一列从八所开往石碌铁矿的火车，满载军火”。冯白驹当即率队设伏，深夜的铁轨旁，战士们屏息等待，随着一声巨响，炸药引爆，车厢脱轨，日军守卫很快被击溃。可当战士们撬开车厢铁锁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愣住 —— 没有预想中的弹药箱，只有几十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战俘，他们有的用英语喊着 “Freedom（自由）”，有的用荷兰语哭求 “Help（救命）”，布满血污的双手紧紧抓着战士们的衣角，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渴望。

“救还是不救？” 战士们陷入两难。当时琼纵自身常面临断粮，多一张嘴就多一份负担；可若将战俘放走，日军岗哨遍布全岛，他们不出三日便会被抓回，等待的只会是更残酷的折磨。冯白驹看着战俘们浮肿的双腿、干裂的嘴唇，想起日军对海南百姓的暴行，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日本人的受害者，我们不能不管！” 他当即发电请示上级，很快收到回复：“尽国际主义义务，援助盟军战友，共抗日寇。”

二、临危受命：报社社长的 “跨界转型”

战俘中，不少人曾是经验丰富的士兵，他们攥着断裂的刺刀，用手势比划着 “要打仗”—— 日军的折磨让他们燃起复仇的怒火，渴望拿起武器重返战场。可现实难题接踵而至：语言不通，英美士兵熟悉的阵地战战术，在海南密不透风的丛林里根本无法施展；生活习惯差异巨大，战士们吃惯的野菜野果，战俘们起初难以下咽。要让这支 “异国队伍” 融入琼纵，必须有人搭建起沟通与管理的桥梁。

冯白驹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抗日新闻》社社长李英敏。这位广西北海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早年在教会学校学过英语，虽算不上流利，却是琼纵里 “最懂洋文” 的知识分子。当冯白驹找到他，提出让他担任 “洋支队” 政委时，李英敏当场摆手：“司令，我只会说‘yes’和‘no’，连完整的句子都讲不明白，哪能管好一群洋兵？” 冯白驹拍着他的肩笑道：“革命哪有天生会的？你懂政策、有耐心，这担子只有你能挑。”

李英敏最终带着妻子邝雪莹 —— 一位经验丰富的报务员，背着电台与字典来到战俘营地。第一次见面，他本想热情地说 “Welcome to join us（欢迎加入我们）”，却误说成 “Welcome to jump us”，逗得战俘们哈哈大笑。可正是这份笨拙的真诚，打破了彼此的隔阂。此后，李英敏成了 “全能翻译”：白天用手势加单词，教战俘辨认可食用的野菜、躲避毒蛇；夜晚借着篝火，一边翻字典一边讲解抗日形势；邝雪莹则负责用电台传递情报，偶尔还要帮着翻译盟军的电报。在他的协调下，战俘们渐渐放下戒备，开始学着适应丛林里的战斗与生活。

三、战火磨合：从 “英式战术” 到 “游击默契”

“洋支队” 的第一任队长，是战俘们民主选举出的英军参谋约翰。这位被战士们戏称 “约翰牛” 的少校，有着扎实的阵地战经验，上任后便按照英军条令训练队伍：要求士兵们列队站好，讲解如何挖掘战壕、排列火力线，还在地上用树枝画出复杂的攻防阵型。可海南的丛林里，树木遮天蔽日，战壕挖了半米就碰到岩石，整齐的队伍一进树林便散成了 “散兵游勇”，几次训练下来，约翰急得直跺脚。

李英敏看在眼里，拉着约翰去观摩琼纵的伏击训练。他指着一棵大榕树，让战士演示 “树上埋伏、树下突袭” 的技巧；又带着他们钻进茅草丛，教他们 “趴在地上不动，利用落叶伪装”。约翰起初不以为然，直到洋支队参与第一次实战 ——1943 年初，他们配合琼纵在石碌铁矿运输线设伏，十几名战士趴在草丛里，等日军卡车靠近后突然开火，仅用 5 分钟便结束战斗，零伤亡缴获了一批粮食与弹药。战斗结束后，约翰由衷地竖起大拇指：“Guerrilla is amazing！（游击战太厉害了）”

从此，洋支队形成了独特的 “互补战术”：洋战士教琼纵士兵校准迫击炮、修理步枪，还带来了精准的射击技巧；琼纵战士则带他们熟悉地形，教他们用芭蕉叶搭建雨棚、用野藤编织草鞋。有一次战斗中，美军士兵汤姆发现日军迫击炮阵地后，立刻用英语向李英敏报告，琼纵战士则带着他们绕到敌后，成功摧毁了阵地；而在一次日军搜山时，琼纵老战士阿福拉着汤姆躲进白蚁穴，躲过了敌人的搜查。这种跨越语言的默契，在一次次战斗中愈发深厚。

遗憾的是，1943 年秋，约翰在掩护百姓转移时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在他的坟前插了一块木牌，用中英文写下 “约翰少校 —— 我们永远的战友”。此后，一位出身西点军校的美军少校接过队长职务，他更懂灵活作战，带领洋支队多次突袭日军补给线，还亲自带人炸毁了日军的一处物资仓库，“洋支队” 的名字也因此被写入日军的情报报告中。

四、跨国情谊：从战俘到 “战友家人”

随着 “洋支队” 的名气渐长，越来越多 “特殊战士” 加入进来。其中最特别的，是几位台湾籍日本兵 —— 他们本是被强征入伍的中国人，不愿替日军打仗，深夜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军营，找到琼纵时，身上还穿着日军的军装。起初，琼纵战士们对他们充满戒备，有人甚至握紧了枪，可当这些台湾兵用闽南语说出 “我们是中国人，不想打自己人” 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李英敏给他们换上灰布军装，让他们加入洋支队。这些台湾兵熟悉日军的战术与口令，成了 “特殊情报员”：他们能准确判断日军的行军路线，还教大家说简单的日语，方便侦察时伪装。有一次，他们假扮成日军士兵，混进岗哨附近，摸清了敌人的火力布置，帮洋支队顺利完成了偷袭任务。

1944 年夏，美军一架战机在三亚上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三名飞行员跳伞落入丛林。琼纵战士发现他们时，飞行员们正躲在山洞里，身上满是擦伤。洋支队迅速将他们接回营地，汤姆用英语与他们交流，邝雪莹则通过电台联系美军总部。几天后，美军飞机在指定地点投下了物资 —— 不仅有罐头、药品，还有全新的美式冲锋枪。当战士们摸着崭新的枪身时，飞行员激动地说：“这是盟军给我们的支援，也是对你们的感谢！”

五、告别与铭记：跨越国界的战友情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海南丛林。洋支队的战士们与琼纵战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有人哭，有人笑，不同语言的欢呼声响彻山林。欢乐过后，离别的愁绪渐渐涌上心头 —— 洋战士们要回国了。

琼纵为他们举行了简单却隆重的送别仪式。战士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腊肉、亲手编织的草帽塞进他们的背包；李英敏拿出一本笔记本，让每个人写下名字和家乡地址：“不管以后身在何处，都别忘了，海南的丛林里，有你们的战友。” 美军少校握着冯白驹的手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是中国战友给了我们希望。”

抗战胜利后，琼纵礼送洋战士们分批回国。这些老兵回到祖国后，纷纷写信给中国驻当地使馆，讲述琼崖纵队的义举。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多封来自英美老兵的感谢信，信中都提到了 “洋支队”—— 这支诞生在战火中的特殊队伍，成了国际反法西斯合作最生动的见证。

如今，海南岛的丛林早已恢复宁静，但 “洋支队” 的故事仍在流传。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战士，曾在这片土地上并肩作战，用鲜血证明：反抗侵略、追求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信念。而李英敏与约翰的 “战术之争”、汤姆与阿福的生死相救，也成了跨越国界的友谊中，最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