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君主的长河里，刘禅可以说是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存在。许多人把他描绘成典型的“废君”或“庸主”，甚至流传出“扶不起的阿斗”这类评价。可是，仔细端详他的经历与性格，其实并非只有简单的昏聩与无能。早在《寰宇记》中就提到，射山位于成都县的北面十五里，是刘禅习射之处；除了习武，他还研习过《申子》、《韩非子》和《六韬》等经典，同时拜诸葛亮为师。若只是坚持劣评，他恐怕早就被历史彻底淡忘。可惜的是，蜀汉在他晚年的“圣旨”中的话语，却足以让后人重新审视他的一生。

刘禅生于公元207年，幼年便随父亲刘备辗转南北，家国流离、战乱不断，给他留下了太多创伤与记忆。纵有父辈的庇佑和江山的倚赖，他仍在风雨中成长，经历了数次险情与劫难。幸运之处在于，他始终顽强地活下来，以至于成年之后成为蜀国的君主。作为幼年就登基的皇帝，身边总有一批德才兼备的老臣辅佐，更有诸葛亮在侧出谋划策，日夜奔忙，几乎把国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只是，正是因为他背负了太多的家国重任，未能以玉石俱焚的牺牲精神来收束乱世，才使得后人对他有了不同的评价。

从一些历史评价来看，刘禅之所以被冠以“平庸”之名，往往与他的性格与选择有关。诸葛亮对他有一句评语：“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而刘备临终之际，常被人传颂的并非野心勃勃的遗言，而是对儿子的宽广胸怀的期许——“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两位挚友的判断，似乎都在强调刘禅的胸怀并非狭隘，而是偏于安分守己，愿天下安宁而非以权谋私。即便外界羁绊重重，他也能以温厚的姿态对待身边的人，维系与诸葛亮及其旧部的关系，未曾让权力欲吞噬自我。

事实上，刘禅并未辜负他们的信任。刘备死后，尽管诸葛亮掌握军政大权，对他的私生活也设下严格约束，刘禅对诸葛亮始终保持着敬意与仰慕。诸葛亮麾下的亲信如蒋琬、费祎、姜维等人，得到他持续的信任与重用。他本人并不具备某些帝王那样“嗜权”与“猜疑”的本性，反而像个直率的人，依靠深厚的情谊与诸葛亮的影响力，努力维系政局的稳定。诸葛亮去世后，尽管独子诸葛瞻年仅8岁，刘禅仍把他视若亲侄，钟爱照料，甚至在后来传闻中的婚事安排上，表现出极为看重亲情与家族联结的态度。这样的举动，反映出他更偏向以人伦情义去稳固王朝，而非以铁血与 ??力去扩张疆域。

从一个国君的角度衡量，刘禅与其父相比，的确显出某种平淡甚至平庸的气质。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流离与孟乱，他的性格中多了一份克制与克服困难的韧劲，而不是追求惊天动地的军事丰功。他在位期间，曾经面对邓艾大军南下、阴平失守的压力，蜀汉的命运一度处在悬崖边。邓艾虽然兵强马壮，究竟击败了哪些蜀国的核心力量，直接动摇了诸葛家族的精神支柱，这对刘禅而言，既是军事上的打击，也是情感上的重创。

城门将要被攻破之际，刘禅写下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道“圣旨”：传令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库藏一无所毁，百姓安居布野，粮存田畴，等待未来的恩泽回旋。其字句之中，透露出他对民众安全的再三强调：务必保证成都百姓的安宁，尽量避免屠戮与破坏，保全国家的基本底线。这道旨意，乍读之下仿佛是一份仁政的号召，但在很多学者看来，它更像是一份彻底的投降书——承认形势已不可逆转，愿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人民的性命与家园的完整。无论如何，这道文书的落字，标志着蜀汉在军事对抗中的最终转向，亦成为后世评说刘禅统治风格时一个耐人寻味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