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铁腕领袖，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在关键时刻往往展现出非凡的坚毅与魄力。1941年10月15日，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危急关头，他在一次高层会议上郑重宣布：苏联的国家机构、行政机关以及主要工厂将整体撤离，转移到大约1100公里外的古比雪夫（今萨马拉）。这一决定的分量极其重大，因为它意味着首都的安全已不被看好。根据史料记载，在随后的两个半月里，约有779位干部带着家属提前撤离。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斯大林本人却选择与贝利亚、米高扬、柯西金等核心人物留在莫斯科，充当最后的“后盾”。

当轮到斯大林自己是否要撤离时，他久久徘徊在停靠的专列旁，没有说一句话。最终，他抽了一支烟，下定了坚守的决心。这一决定并非草率之举，而是出于他对大局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因为一旦莫斯科的领导层撤走，必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不仅会令苏联民众彻底失去信心，还可能动摇整个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事实上，政府早已拟定了周密的撤退计划，甚至做好了建立流亡政府的准备。但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举动只会加剧恐慌，甚至葬送苏维埃政权的根基。

10月15日上午，苏联当局发布了第801号决议，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最高委员会、总参谋部等重要机构全部迁往古比雪夫，甚至连列宁遗体与外国使团都在保护和转移之列。内务部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要维持秩序，还要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贝利亚留守莫斯科，便是为了在必要时炸毁无法迁走的工厂和设施，甚至包括举世闻名、堪称艺术殿堂的莫斯科地铁。命令下达次日，地铁自建成以来首次停运，军方已派人待命，随时准备实施破坏。

这一举动迅速在民间引发恐慌。此前，随着德军攻下基辅并歼灭数十万苏军，莫斯科已经弥漫着悲观的氛围。谣言称“官员们准备抛下百姓逃跑”，加之干部们成群撤离，百姓对当局的信心濒临崩溃。10月16日，成千上万的市民拥向车站与城外道路，交通陷入瘫痪。人们为抢占卡车位置大打出手，甚至用行李砸晕车上乘客再将其抛下。市内工厂的工人也纷纷放下生产，冲进办公室要求工资，才发现领导早已不知所踪。愤怒与绝望逐渐演化为暴乱，不少妇孺在街头被殴打抢掠，社会陷入近乎失控的状态。

记者维尔日比茨基曾记录下令人震惊的一幕：暴动发生时，街边的警察竟袖手旁观，毫无作为。三天后，苏联高层不得不紧急下令：自10月19日起莫斯科全城戒严，警察遇到暴乱煽动者可当场处置，不必事先请示。此举虽显得严苛，却奇迹般稳定了局势。市民们终于看到政府的强硬态度，因而恢复了部分信心，认为当局确实要坚守首都。

尽管如此，苏联高层内部依旧缺乏对击退德军的信心，甚至秘密筹备“流亡政府”，地点还不是在西方盟国，而是远在印度，以避免寄人篱下的窘境。同时，内务部还将军队分散隐藏在城中各处，准备在德军占领后展开骚扰战。可即便如此，斯大林心里十分清楚：若他本人一旦撤离，即便组织机构得以保存，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也将彻底瓦解。对于依靠个人威信巩固统治的他来说，这种后果绝不可接受。

因此，斯大林坚守莫斯科，不仅是战略需要，更是政治信念与个人意志的体现。1941年11月7日，他顶住压力，坚持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以向全国和世界展示苏联守卫首都的决心。虽然阅兵时间被提前，为防止德军轰炸而仓促进行，但这一场景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即便后世所见的影像资料是事后补拍的，也难以掩盖当时那股坚定的信念。

然而，这一时期的莫斯科也暴露出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城内混乱时，强者欺凌弱者，弱者又将愤怒发泄在更无力反抗的人身上。许多老人、妇女和孩童惨遭杀害，财产被洗劫一空。斯大林或许也明白：若非他以坚决态度留守，苏联社会的秩序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瓦解。正因如此，他的决断，既是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他铁腕作风的极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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