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在奏章中写下：“张居正担任首辅时确实立下了许多功绩，不应对其全盘否定，若能保护他的名誉，也是保住国家的体面！”这番言辞直白而坚定。

当时的背景极为复杂。张居正刚刚病逝，朝中御史群起而攻之，明神宗很快下旨抄没张家，收回赐予张居正的玺书诰命，甚至连家眷也遭到流放，许多人因饥饿或疾病相继死去。天子震怒，无人敢违抗，加之张居正执政多年，得罪了不少官员，因此几乎没有人为他开口辩护。在这样的氛围下，正在家中闲居的王锡爵却毅然上疏为其说情，可谓难能可贵。正是因为他与几位忠厚大臣的劝阻，明神宗才逐渐停止了对张居正的过度清算。

然而，王锡爵与张居正的私人关系并不和睦。张居正掌权时，因为王锡爵不愿依附于他，心生怨恨，致使王锡爵被迫在家闲居整整六年。倘若张居正当年能胸襟宽广，王锡爵必将成为他极有力的助手。毕竟，王锡爵在思想上非常赞同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一向支持富国强兵、整肃吏治的举措。

一、嘉靖朝的榜眼

王锡爵出生于苏州太仓，与文坛领袖王世贞是同乡。他于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在会试中拔得头筹，廷试位列第二，成为榜眼。同年中状元的是申时行，也是苏州人，后来两人长期共事，政见相近，关系融洽。进士及第后，王锡爵入翰林担任编修，后升任祭酒，至1577年以詹事身份掌管翰林院。正是在此时期，他与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有了较多交集。

二、张居正的改革与矛盾

张居正当时权倾朝野，不仅是年少神宗的帝师，更是主持大刀阔斧改革的核心人物。他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增加财政收入，使得国家财政焕然一新。然而，改革正盛时，他的父亲突然去世。按理他应辞官守孝三年，但张居正深知若此时离开，权力将旁落，改革大业也会中止。于是，在明神宗的旨意与群臣的“奏请”下，他得以“夺情”留京继续执政。此举虽合乎现实，却引发群臣激烈反对，翰林吴中行、赵用贤更是坚决上疏劝谏。张居正恼怒，下令廷杖二人，打得几乎丧命。

当时，王锡爵召集同僚联名求情，却无济于事。他甚至独自登门与张居正推心置腹交谈，希望宽宥下属，但张居正不予理会。吴中行被打得昏死过去，赵用贤也受尽折磨。刑罚结束时，王锡爵亲自搀扶吴中行，痛心不已。这一幕，充分体现了他秉持的仁厚与担当。

三、矛盾加深

翌年，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群臣纷纷联名上书催他速归京理政，唯独王锡爵拒绝签名。他明白此举必会惹怒张居正，果然不久便请求归家，长期闲居不得启用。直到张居正去世，他才得以重返仕途。

四、张居正之死与王锡爵的担当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仅仅四天后，御史便开始弹劾，神宗随即下令查抄张家，严令族人不得出入，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张居正长子更在酷刑之下自尽。张四维等昔日逢迎之人也落井下石，使得张家满门蒙难。

在这无人敢言的风口浪尖，已闲居六年的王锡爵挺身而出，仍旧冷静地为张居正辩护：“江陵相业不可抹杀，至少应稍加庇护，以存国家体面！”他的言语既为张居正正名，也提醒朝廷不可因一人之过抹杀国家的颜面。最终，在申时行等人的附和下，明神宗才罢手。

尾声

1584年冬，王锡爵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自此步入内阁，与申时行并肩理政。这段时期，内阁相对平和。王锡爵处理政务稳健务实，颇有张居正之风，但为人谦和，不似张居正那般凌厉跋扈。申时行温和宽厚，两人相处融洽，共同维持了朝局的平稳。

可以说，王锡爵一生的轨迹，既是明代官场矛盾的缩影，也折射出士大夫在权力与良知之间的抉择。他既能识大局，又能守仁心，因而成为万历朝一位难得的清醒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