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我已经83岁，深感遗憾地指出，尽管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但日本政府始终未能真诚地承认其所犯下的暴行，也未曾向中国人民道歉。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日”，却从未将其称为“战败日”。即便是日本首相的讲话，至今也不再提及“回顾历史”这一重要议题。安倍首相的讲话中，甚至连提及历史反思的内容都已消失。这表明，日本的领导层不再关注历史的反思与批判，似乎已经忘却了过去的错误。

日本对其侵略战争的历史未曾深入反省，甚至对其所加害他国的行为缺乏深刻的忏悔。这样，日本与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朝鲜、韩国等国之间，始终无法实现真诚的友好关系。日本在历史反省方面的不足，已越来越显现。近年来，随着日本军备的扩张和对中国、韩国、朝鲜的敌对情绪蔓延，甚至有一些政治言论充满了攻击性，我深感忧虑，日本可能在无形中走上了再度军事化的道路。

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尤其是与邻国的关系，最为基本的道理便是，若不能妥善处理邻国关系，和平便无从谈起。尽管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却依然有一些人选择故意忽视或歪曲历史。这不仅是日本外交的巨大问题，也是现代国际政治中的一大难题。

我常常想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在面对日本兵时，依然保有人道的情怀。他们相信，即便是敌人，也能从鬼变成人。怀着这种信念，中国的战士们通过教育和学习，帮助日本俘虏从“鬼”转变为“人”。这种思想令人震惊，但也正是这种温暖的态度，改变了曾经被称为“东洋鬼子”的日本兵们的内心。许多日本俘虏后来深受感动，开始传播反战思想，劝说战友们：“战争是错误的，应该停止战争，回国实现和平。”然而，他们的传单常常被日军视作背叛，遭遇了枪火的回应。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优待俘虏的政策。1950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约有60多万日本兵从伪满洲国被带到西伯利亚关押，其中近千人被送回中国审判，并被安置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些人原本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然而新中国领导人决定不杀这些战犯，也不强迫他们劳作，而是让他们接受教育。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为这些战犯提供了食物和医疗，甚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使用了盘尼西林来为战犯治疗。正是这种人道的待遇，改变了他们的内心，使他们从“鬼”变为“人”。

1964年，几乎所有的日本战犯都返回了日本。由于深感中国的恩情，他们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继续为反战、为中日友好而奋斗。在这之后，更多的战犯也加入了这一组织，长期为中日和平努力。

2002年，随着这些日本战犯年事已高，归国者联络会解散了。为了继承他们的反战思想，抚顺奇迹继承会应运而生。作为该会的代表，我和我的再生大地合唱团，于2015年在中国东北大学举办了歌唱活动，旨在通过歌声表达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愿望，传递我们渴望和平的信念。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批评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时，我的导师家永三郎先生曾起诉这些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并且现在这一举动仍然具有深远影响。值得欣慰的是，在东京和横滨，一些宣传南京大屠杀和“三光作战”不存在的教科书，已经被撤下。这表明，日本的教育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我相信，只要教育改革，国家政治也会随之改变。我和我的再生大地合唱团将继续通过音乐，传递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提醒世人不忘历史教训。

姬田光义，2020年接受采访时已年满83岁，他是一位资深的日本学者。学生时代，他曾有幸访问中国，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这段经历至今令他感到骄傲。姬田生于1937年，那一年正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期。尽管战后家庭成员平安归来，但战争给他留下的阴影始终未曾消散。他回忆道，自己的童年充满了饥饿和恐惧，多次因空袭被迫转学，家园被毁。他深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因此发誓要让日本的下一代避免遭受类似的经历，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投身于中日战争历史的研究。

姬田专注于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在南开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开始关注侵华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并与仁木富美子女士共同研究抗战时期日本人的反战活动以及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宽待政策。他出版了多部关于中日近现代史的学术著作，成为日本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