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战略要地，历史上曾被称为“上党”或“潞州”，历代多为郡、州、军、府的治所。此地位于中国第二级阶梯的黄土高原腹地，四周皆为高山环绕，中间低洼，地势险要而复杂。整体上，这里是由大小不一的山地与盆地组成，外界交通必须依赖山间峡谷中的曲折小道，因此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易守难攻的地理格局。自古便有“与天为党，居天下之脊，当河朔之喉”之说，军事意义极为突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地理区位来看，晋东南坐落在上党高地之上，北与晋中盆地相连，西邻河东地区（临汾、运城盆地），南接洛阳盆地和河内地区。这些地区在东周时期多是列国的国都所在地。若有一国能够稳据晋东南，不仅凭借险要地势可退守自保，还能进可攻伐四方，直逼敌国都城，因此在战略上举足轻重。东周至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转折阶段，也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随着生产力提高和社会组织演进，人类的聚居方式和聚落规模不断变化，聚落形态逐渐多样化，从单一的村落，发展出村落与城市并存的格局。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研究，不仅展现了社会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格局，也为理解文化演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学界对聚落等级的研究多集中于城邑。许宏先生依据城址性质将东周城址分为三类，并在《先秦城邑考古》中对规模和形制进行划分。徐龙国则在《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以城址规模为标准，结合郡国制进行研究。陈博在《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中，也以城址规模为划分标准。这些成果大多围绕城邑展开，而对一般聚落等级的研究则相对不足。程嘉芬在《汉代司隶地区聚落体系的考古学研究》中，利用GIS工具结合聚落规模，将城址与非城聚落分别划定等级，显示以规模作为划分标准具有可行性。

晋东南现存的考古资料显示，东周至秦汉时期遗址虽多未大规模发掘，内部布局了解有限，但遗址规模的信息较为完整。例如，长子古城位于今长子县孟家庄村北，四周环河，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2000米，东西约1500米，占地达300万平方米，保存较为清晰，遗址内多见东周板瓦残片及墓葬遗迹。潞河古城则因河流冲蚀，仅余部分城墙，但周边墓葬表明其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秦汉。西李门遗址位于高平市河西镇，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遗迹包括灰坑、窑址和墓葬，年代从仰韶中期延续至西汉，说明此地聚落延续时间极长。

考古材料显示，晋东南聚落数量在春秋时期尚少，仅有8处，战国时期骤增至82处，秦汉时期更达172处。这一变化反映出春秋晚期晋国强盛、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分晋后多方争夺，以及秦汉中央集权下聚落稳定发展的脉络。春秋中期以来，晋国逐步将晋东南纳入控制，设立采邑与县治，如长子、屯留、铜鞮等，逐渐形成了较高等级的聚落体系。

进入战国后，晋东南因地势险要成为韩赵魏的军事角逐之地。北部上党盆地聚落密集，依河谷平原而建，形成分布紧密的聚落群。南部山区聚落相对稀少，且多依山谷水源而存，等级较低，反映出自然条件对聚落分布的制约。到了秦汉时期，国家统一，郡县制完善，晋东南地区聚落进入稳定发展阶段。长子古城成为上党郡治所，而濩泽古城、端氏县等则划入河东郡辖区。一般聚落大量增加，依托城邑而分布，显示出人口扩张和户籍制度下聚落组织的增强。

总体而言，晋东南的聚落演变体现了自然环境与政治军事因素的共同作用。春秋时期聚落多沿盆地河谷而建，至战国时期城邑数量大增，反映军事扩张与防御需求；秦汉时期则在统一背景下趋于稳定，聚落规模和等级进一步分化。地形、河流与土壤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条件，而战争与政治制度则决定了聚落发展的节奏。晋东南因此成为研究东周至秦汉社会变迁的重要区域，其聚落形态也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格局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