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年间，越南（当时称作交趾）在李公蕴的带领下逐步摆脱黎氏势力而自立为最高统治者，边疆局势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外部压力与内乱并存的格局愈发明显，颠簸之势在南疆悄然积聚。 当时的北宋，北有辽国，西有西夏，在与两强的长期对峙中屡屡失利，疲于应付。面对日益壮大的西南边疆的交趾，中央政府无力兼顾，或多或少对其扩张心态采取放任态度，造成交趾的侵略气焰暗中获得滋长，边境的警戒线显得越来越脆弱。 广西与交趾相邻，交趾一旦发起侵略，广西便成为首当其冲、最容易被卷入冲突的前线区域。山川相连的地理格局使得这里成为双方兵力对峙的第一道屏障，地方局势的稳定直接牵动着全国的安全走向。

据《宋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记载，元丰年间广西总人口约为一百六十万。交趾进攻之际正处于元丰初年附近，广西正是全国人口稀少的省份之一。广西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自然环境也较为恶劣，宋廷对南方的统治和财政投入长期不足，南方兵源匮乏。广西当时的正规军仅约一万人，南宁约两千八百人，桂林约三千人，其余多散居在各地的小镇与边角村落。 相较之下，广西境内的汉族宗族地方团练和少数民族私人武装大约有三万之众，数量几乎是正规军的三倍。由于宗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些私人武装在距离京城较远的条件下，基本不受朝廷指挥。交趾来袭时，除了南宁（邕州）、钦州（灵山）、廉州（合浦）一带的私军与官军协同作战外，其余部队大多处于观望或被动状态，交通不便、信息传递迟缓也使得调兵与统筹变得极为困难。 1075年冬季，交趾辅国太尉李常杰集结八万兵马，分成三路推进：一路在当年的岁末攻下钦州，另外一路三天后攻下廉州，第三路则继续深入，瞄准邕州。在攻破邕州境内的太平、永平、迁陆、古万四寨后，交趾军对邕州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城中城外的防线濒于崩溃的边缘。 当时，邕州守臣苏缄迅速把州境内的禁军和厢军共计两千八百人全部召集起来，分兵据守要害之处，并募集敢死队数百人，在邕江一带设法截击敌军，击杀敌兵二百余人，战象数头被击退，守城形势临近崩溃前仍顽强坚持。 随后，苏缄还动用了神臂弓，对攻城的敌军及其战象一一射杀，并利用火箭烧毁敌军自制的攻城工具云梯，以及用牛皮制成的攻濠洞子等器具，连番地给来敌造成重创。前后累计杀伤敌军一万五千余人，使来援之势受挫，城防固若金汤的局势在持续的战争中显现出坚韧的韧性。 然而，敌兵依旧不肯罢休，他们用大量土囊堆砌在城墙之外，待土囊堆积到数万袋后，借助土囊的掩护蜂拥登上城墙，攻势瞬间如潮水般冲击而来。邕州城内的守军终究寡不敌众，经过42日的坚守，终于在敌军的强攻下陷落。城破的瞬间，苏缄以身护城，先令家属36人自尽，随后自焚而死，“吾义不死贼手”的壮烈誓言久久回响在城垒间。

城破之后，敌军无法找到苏缄的尸体，遂在邕州城内肆意大屠杀，城内军民共计死亡超过五万八千之多，随后将邕州城拆毁，以作填塞邕江的物料。南宁本是宋代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此战之后人烟稀落，街巷冷清，逐渐变成了一座死城，荒草在城墙与城门之间低垂，风声掺着尘土在断壁间徘徊。 苏缄之死与城陷传开后，神宗赐予其“皇城使”的荣誉称号，以表彰其忠勇与尽忠职守。邕州的百姓于当地修建祠堂，纪念这位在危难时刻坚持守城、舍生取义的忠诚官员，其英名在民间被传唱，成为山川间关于忠勇与牺牲的恒久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