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尔明洞的热闹商业区里,走进任何一家化妆品店,货架上那一排排标注着“美白”与“保湿”汉字标签显得格外显眼;转眼看向地铁站牌,韩文旁边总能看到标注的中文。尽管如此,走在朝鲜的街头,四周却只能看到谚文的身影,连老旧建筑的门楣上,也几乎找不到一个汉字。
同样是朝鲜半岛的国家,同样在半个多世纪前宣布废除汉字,为什么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却呈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景象呢?
汉字的千年“寄生史”:从文化光环到身份枷锁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了乐浪郡,并将中原的典籍和书写习惯带到了这里。从那时起,汉字就成为了半岛的“官方语言”。高句丽的王陵碑刻用汉字记录功绩,新罗的僧侣用汉字抄写佛经,而李氏朝鲜的国王给明朝皇帝写奏折时,甚至不敢用一个谚文字。
那个时代的半岛文人,往往以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荣,正如朝鲜王朝的大臣崔万里所言:“学汉字、尊中华,才显得不是蛮夷。”在这种思维下,直到1446年,世宗大王创制谚文时,士大夫们都表示反对,认为这会是“自降身份”。直到19世纪末,谚文还仅仅是妇女、儿童记事的“土办法”,而正经的文书依然得依赖汉字。
然而,转折点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失败动摇了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地位”,紧接着日本吞并了朝鲜半岛,殖民者的教育政策引人深思:最初,他们鼓励学校教授谚文,宣称这是“帮助摆脱中国影响”。然而,不久后,日本却改变了策略,强推日文和汉字混合教学,表面上是“同化教育”,实则让汉字成为了殖民的工具。
这种转变在1945年半岛光复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字在很多人心中的意义已发生改变,不再是文化的象征,而变成了外来压迫的标志。为了实现真正的独立,朝鲜和韩国都认为必须与“外来文字”彻底割席。
分裂后的文字政策
1948年,南北朝鲜几乎同时开始了“去汉字化”的战斗,然而方式却大相径庭。朝鲜方面,金日成明确提出,国家的官方文字只能是谚文。建国后,立即下令:报纸、课本和公文中不得再使用汉字,民间的手写信件若用汉字,甚至可能遭到批评为“思想不进步”。到1950年代初,除了开城古迹的老碑外,朝鲜境内几乎看不到活跃的汉字。
更为极端的是“国语纯化运动”,他们将“电话”改为“??”这样的谚文固有词,将“学校”也改成了“??”。这些运动直到1960年才因“实在无法继续”而停息,但已深深奠定了朝鲜的文化立场:汉字是外来的,必须与其划清界限。
相比之下,韩国方面的做法则更加宽容。李承晚政府于1948年颁布了《韩文专用法》,规定公文需使用谚文,但允许在括号中标注汉字,这为汉字的使用保留了生存空间。到了1970年代,朴正熙的政府推动“去汉字化”政策,虽然禁止了小学教授汉字,但在初高中依然保留了选修汉字的选项。报纸和广告上,虽然大量使用谚文,但汉字依然频繁出现。
这种差异的背后,主要是因为韩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老派知识分子坚持使用汉字,而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认为汉字便于记账、签合同,普通老百姓在举行婚礼时,礼金簿上的汉字名字才显得正式。此外,谚文由于其表音性质,容易导致一些意义上的混淆,这也促使了汉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弹性”使用。
隐形的汉字教育
很多人认为,朝鲜完全废除了汉字,民众肯定无法识别;而韩国街头到处是汉字,国民的文化水平应该更高。事实并非如此。朝鲜虽在公共场合彻底禁止汉字,但其教育系统并未完全剥离汉字的学习。1968年,金日成曾明确指出:“虽不用汉字,但必须学汉字。”于是,“汉文”课重新被列入高中必修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朝鲜学生就学习汉字,课本中会将“山”“水”“人”等基础字和谚文进行对照,到了高中毕业,学生需要掌握2000个常用字。对于历史或法律专业的学生,还必须掌握1000个专业汉字。
与此相反,韩国的汉字教育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虽然1970年代禁了小学汉字课,但到1990年代,汉字的学习才逐渐恢复为选修课程。到了2000年,首尔的高中生中,仅有不到一半能写出“韓国”这两个汉字,许多年轻人甚至无法看懂祖辈的日记。为了弥补这一缺口,政府在2011年考虑将汉字重新纳入小学课堂,但却遭遇了家长们的激烈争论,最后采取折衷方案:课本中增加汉字注释,但是否学习仍由学生自行决定。
谚文的局限
尽管如此,朝鲜语和韩语中约70%的词汇都源自汉字。谚文作为表音文字,固然能够拼读出词汇,但它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例如,“??”可以指“医生”,也可以指“义士”;“??”可能是“怨仇”,也可能是“元帅”。在日常交流中,这样的词汇可能并不困扰,但在法律、合同等正式文件中,歧义可能引发重大问题。
韩国早已尝到了这一点,1980年代,一起著名的案例中,由于“??”一词未加标注汉字,合同双方对词义产生了不同理解,经过三年诉讼才解决。从此以后,韩国的法律文书中,关键术语后必须加上汉字标注。
而朝鲜则通过“死记硬背”来应对这一问题。虽然平时不写汉字,但他们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隐形字典”,帮助他们区分词汇的不同含义。
两种选择的背后
从根本上来说,文字的选择反映了国家的身份认同。朝鲜的彻底性源于对“民族主体性”的强烈追求,他们希望通过谚文的纯粹性,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化符号。虽然汉字被从街头赶走,但在教育中仍保留汉字,实际上是在做一种平衡,既能够彰显“我们用谚文”的面子,又能确保民众理解历史的内涵。
韩国的做法则是妥协的结果。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他们并未完全割舍汉字带来的便利与传统文化的积淀。正因如此,汉字成了“弹性存在”,根据需要而使用,而不需要时则放置一旁。
无论是朝鲜的“藏字”教育,还是韩国的“汉字留存”,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与外部世界对接。而那街头若隐若现的汉字,正是这场历史与现实博弈的最佳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