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归陇原东，文史尽秋辰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王朝，它的苟且与软弱使其成为一个历史中的异类。这个王朝不仅内政上由程朱理学压制了人们的胆气和骨气，外部对待金国的态度更是低头屈膝，毫无尊严可言。可以说，这种为求和平而丧失了骨气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例。而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精神不仅没有被终结，反而在后来的朝堂中继续传承，宋朝后期的求和派成为了政治生态中的常态。当国家的尊严变得可以用利益来衡量时，这不仅是王朝的悲哀，更是整个民族的深重耻辱。

与其他王朝的建立和衰亡不同，南宋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宋高宗赵构的手中。从他即位开始，南宋北伐的希望几乎被宣判了死刑。在宋高宗之后，南宋的复兴几乎成了不可能的梦想，剩下的仅是灭亡的日期。宋高宗手握岳飞、韩世忠、刘琦等名将，且南宋不像东晋那样被世家大族操控。若他能够振兴治国、励精图治，完全有可能让南宋重新崛起，恢复对中原的控制。

然而，宋高宗并非一位英明的君主。起初，他任用了汪伯彦等奸佞小人，不仅如此，为了与金国媾和，他不惜牺牲南宋的名将，甚至不惜通过牺牲自己亲信的将领来作为筹码。在历史上，很多朝代的皇帝都对北伐有所保留，总是告诫将领要适可而止。但南宋却是第一个在关键时刻，皇帝要求将领停手，甚至要求将领抑制自己的战斗欲望的朝代。这一切根源就在于赵构本身对武将的不信任，以及他因私心所引发的疑虑。

赵构的这种心态不仅存在于皇帝个人，许多朝廷中的大臣们也同样深受其影响。这种气氛让那些真正忠诚和有才能的将领们感到极大的失望与寒心。绍兴和议签订后，南宋的名将几乎被赵构挥霍殆尽，当金国完颜亮南侵时，南宋竟然找不到一个足以抗衡的将领。这不仅是历史的悲哀，更意味着宋朝已经走向了自我灭亡的边缘。绍兴和议实际上标志着宋朝的灭亡，这犹如刀架在脖子上的人，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文人治国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常常妒忌有才之人，崇拜那些表面忠诚、实际无能的小人。他们认为小人容易控制，而真正的优秀将领就像锋利的长枪，会让整个朝廷感到威胁。所以，他们选择削弱这种威胁，把长枪打烂，最终只能依靠那些毫无力量的“烧火棍”。当一个王朝开始崇拜小人，而非贤能时，这个国家必定会逐渐腐朽。而且，这种腐化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很难被人察觉。

南宋的将领们多是忠勇之士，然而最终都悲惨收场。相反，像贾似道这样的人却如鱼得水，升迁顺利。贾似道的手段甚至逼得名将刘整、史文焕投降蒙古。让人深感痛惜的是，南宋在面对蒙古的入侵时，根本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将领来抵抗。如果不是因为蒙哥去世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而分散了蒙古的力量，南宋的灭亡可能会来得更加迅速。

事实上，南宋能抵挡蒙古的最大原因是史文焕守卫襄阳，而襄阳又背靠长江天堑，给蒙古骑兵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可惜，南宋的君臣们并未意识到史文焕的重要性，反而整日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元朝则开始总结经验，使用回回炮轰开了襄阳的大门。一旦襄阳失守，南宋的灭亡几乎是必然的。就像狼入羊群一样，南宋的防线崩塌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从襄阳陷落到南宋灭亡，仅仅过去了五年。

在这段时间里，南宋的官员们大多关心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存亡。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皇太后和权臣却只顾自己的权力，扶持一个幼帝做傀儡，这使得国家的命运如同儿戏一般，令人感到极度荒唐。尤其是宋理宗，明明知道自己智力欠缺，却将整个国家交给一个智力不健全的帝王掌控，这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事实上，从宋恭帝登基开始，南宋的灭亡已经悄然开始。最后两个幼帝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延续一个名存实亡的王朝。此时的南宋已然没有存在的意义，治理国家的能力远不如元朝的忽必烈，而百姓在元朝治下过得也比在贾似道时期好得多。南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这就如同元朝末年一样，朱元璋能够取代陈友谅、张士诚等人，正因为他比他们有更强的治国能力。朱元璋治理下的百姓生活较好，人民对他的支持更广泛。这一切证明了历史的循环，天下最终归属于那些有能力的人，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朝代或王朝。

历史的教训尤为深刻。抛弃人民的君主终将被人民所抛弃。北宋末年，尽管如王彦等义军崛起，仍有许多人支持南宋；而在南宋灭亡时，除了文天祥、陆秀夫等少数忠臣，几乎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支持这个腐败的王朝。正如我们所说的“作壁上观”，当百姓对你冷眼旁观时，王朝的灭亡便已经在酝酿之中。

任何一个王朝的根基，都在于人民。当人民对政府产生了麻木的感觉，这也意味着政府的支持已经荡然无存，灭亡的时刻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