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立后，尽管政府对洛阳和长安之间的军事防线进行了简化，但并不意味着两地的防守工作被忽视。实际上，东汉将长安视为关西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在长安驻扎了大量兵力，以有效减轻洛阳与长安之间的防守压力。同时，为了确保两地联系通道的安全，东汉政府还在通道的北侧修建了保壁、烽燧等防御设施，这些设施的设置保护了两京的侧翼免受敌方威胁。

东汉时期，光武帝在建国初期采取了简化关防的措施，特别是在建武九年（33年），取消了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函谷关都尉职务。这一决策是出于当时的军事需求，目的是优化防守资源。尽管如此，东汉政府并未因此放松对两京的安全保障。到了建武十九年，函谷关都尉一职被重新设立，显示出政府对两地安全的重要关注。

到了东汉末期，尤其是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洛阳周围的防线被加强。政府重新设置了八关都尉职务，这其中包括函谷关等主要关卡，其他七个关卡则主要负责防守洛阳的东、南、北等方向，以应对内外的安全威胁。

东汉虽然简化了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关防，但这并非没有理由。首先，东汉实施的“偃武修文”政策强调以文治国，推崇儒家思想，主张通过文化和治理的稳定来维护国家的安定，因此，东汉政府并未过度依赖军事防线来保证安全。其次，长安作为东汉的军事重地，长期以来一直是镇压西羌等边疆民族的基地。由于与西羌的长期战争，东汉在长安驻扎了大量兵力，这有效减轻了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军事压力，让洛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较为安全的城市。

西羌对东汉的威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初，羌人主要游牧在青海一带，随着战乱的加剧，逐步迁移至陇西、汉阳、北地等地。由于西羌多次入侵中原地区，尤其一度威胁到洛阳的安全，东汉政府加强了长安的防备，并在三辅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每当西羌进犯时，东汉便调动驻扎在长安的“长安营”和“雍营”部队进行防守。这些部队的配合不仅有效保护了长安，也对西羌的进攻形成了有效的反击，从而保障了关中平原的安全，并减轻了洛阳的防守压力。

虽然东汉在正面防守上减少了压力，但他们依然重视洛阳与长安之间联系通道的安全。为了预防潜在威胁，东汉政府在通道北侧修建了多个防线，包括障塞和烽燧等设施。这些防线如同一道屏障，确保了敌军无法轻易突破并威胁到两地之间的联系。根据《后汉书》记载，建武十四年（38年），扬武将军马成负责修建了一系列的防线，从西河至渭桥、安邑等地，构建了洛阳与长安之间的北侧防御网。这些防线不仅有效遏制了西羌的侵入，也确保了洛阳的安全。

总体来说，东汉政府在简化关防的同时，依然保持了相对高效的军事防卫措施。通过在长安部署重兵，东汉减轻了洛阳与长安之间的正面防守压力；同时，通过加强两地之间的侧翼防御，确保了两地的联系安全。虽然在某些方面关防设施有所简化，但东汉政府仍然高度重视两京之间的防线建设，通过战略部署和防线修建，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