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朝廷模仿西方的军制，开始大规模训练新军。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所编练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实力最为强大，成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两支军队。尽管这两支军队看似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命运却迥然不同。湖北新军在辛亥革命的爆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支军队的反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而北洋新军则逐渐演变成袁世凯个人权力的工具，成为他威胁清朝政府和压制革命的政治工具。

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军队目标各异

袁世凯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官僚家庭，从小便接触到大量的权力与利益。渴望功名利禄的他，选择了通过政治手段获取权势。他不仅以出卖当朝皇帝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的地位，还利用维新派人士如谭嗣同等人的牺牲来铺平自己的权力之路。袁世凯在创建北洋新军时，已经将其视为自己政治野心的一个工具。在他调任山东巡抚期间，便以“鲁省军队，非己部曲，感情未易融洽”为理由，将部分北洋军调往山东，充分展示了他对军事力量的操控欲望。

相比之下，张之洞虽然也来自书香门第，但他的人生道路却是通过科举不断升迁，凭借个人学识与政治才能逐步登上官场。他年少成名，14岁时便考取秀才，27岁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的编修。在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亲自负责两广地区的军事事务，深刻感受到依赖外来军事技术的无奈。因此，在他担任湖广总督期间，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与洋务运动，致力于培养一支能够抵御外侮的强大军队。张之洞的军事目标并非仅仅为了个人权力，而是希望通过新军的改革，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捍卫国家的领土安全。

两位将领的军队用人策略

在训练军队的过程中，袁世凯和张之洞采取的策略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在具体执行上却大相径庭。两人都初期吸收了少数老兵将领，但在选拔新将领时，袁世凯始终坚持只选用北洋学堂的毕业生。即便是一些从国外归来的军事留学生，他也仅接纳自己亲自挑选的，极力排除非北洋派系的人进入自己的军队。北洋新军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以袁世凯个人为中心的军事集团。

慈禧太后去世后，袁世凯曾一度被清政府罢免回乡，但他仍试图通过控制北洋军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势力。清廷为此安排了多位留学生进入北洋军，担任重要职务，但由于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些留学生往往难以发挥作用。与袁世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不仅选将唯才是举，而且选材的来源非常广泛，军事思想较为开放，容纳了大量外来先进的观念。湖北新军的将领能够与时俱进，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从而为张之洞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兵员质量的差异

袁世凯的北洋军招募了大量新兵，并且对部分旧军进行了改编。在北洋新军的六镇中，第二、三、六镇主要由新兵组成，而第一、四、五镇则是原淮军的改编部队。这样，北洋新军的兵员素质相对较差，一些部队与清朝的传统军队有着紧密的联系，仍然保留着一些旧式的军队习气，这也影响了其整体的战斗力。

与此相对的是，张之洞在最初尝试改编旧军失败后，决定放弃旧军，转而专注于招募新兵。他大规模招募的都是青年学子，这些新兵身体素质较强，且思想相对纯洁，没有受到旧军陋习的影响。因此，湖北新军的整体素质普遍较高，为其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基础。

思想教育的差异

在思想教育方面，袁世凯与张之洞的重点也各有不同。袁世凯在训练军队时，强调的是对个人忠诚的培养，他特别要求将士对自己保持高度的忠诚，将“敬官长”作为军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强调上下级关系中的尊重与服从，几乎将个人对他自己的忠诚作为军队的核心价值。

而张之洞则在军事训练中注重培养将士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对国家、对朝廷的忠诚。他亲自编撰并要求将士们熟读《军歌》，其中包含了许多强调国耻与自强的内容。通过这些歌谣，张之洞不仅传递了对大清朝的忠诚，还激励将士们为国家的振兴而奋斗。湖北新军的将士们在这样严格的思想教育下，逐渐具备了较强的革命意识，并且在后来的武昌起义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结来说，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逐渐被他个人的政治目标所控制，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则培养出了具有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的士兵。这两支军队的不同命运，也反映了二人在军事和政治上截然不同的理念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