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的记载，姬昌在被释放回国后不久，便迅速开始了他的扩张战争。年复一年，战争的步伐从未停歇：“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其中，黎国位于山西长治，邘国位于河南焦作，而崇国则位于今天的西安一带。尽管姬昌最终与崇国一战，但可以推测他先征服了较易的敌人，再攻克强敌。

姬昌攻打崇国的战役，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巨大的军事冒险。从史书中来看，姬昌围困崇国长达三个月，始终未能攻破城池。无奈之下，他采取了一个极为艰难的策略：“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落”，即在城外积土构筑高垒，像是给敌人一个“天堑”般的威胁，最终才在这片险境中摧毁崇国。胜利后，姬昌将国都迁到了丰地（即西安一带）。这场战争的艰苦程度可见一斑，姬昌用自己的毅力与决心，打下了这片重要的土地。

传统的历史解释认为，崇国的建立与夏朝有关，尤其是与帝尧的封禹之父鲧的后裔相联系。传言称，崇国的祖先是帝尧封给鲧的“崇伯”，并且在商汤灭夏后，崇国部落迁至关中地区。但这样理解似乎有些问题。既然周朝尊重夏朝的遗产，为何不利用崇国的力量帮助击败商朝，反而选择了攻打他们？崇国是否真的是夏朝的后裔？这一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在甲骨文中，商朝武丁时期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甲骨文上多次提到“崇侯”，其中崇侯虎曾多次出征，并且参与了攻击“周方国”的战斗（与后来的姬周无关）。因此，崇国似乎历史悠久，至少在武丁时期就已存在。学者李硕认为，商朝时期的“侯”应当是商王族的成员，而不是投降的异族首领。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基于以下几个理由：首先，甲骨文中的“侯”字形象化地表现了守卫职责，代表了对王朝的警戒作用；其次，甲骨文中的“伯”表示的是非商族的地方首领；最后，崇侯曾多次参与征战，并非一个简单的地方势力。因此，崇国的“侯”很可能就是商族的后代，而不是夏朝的遗民。

考古学的发现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的老牛坡遗址发现了与崇国位置相符的遗迹。这些发现与史书上的崇国描述基本重合，且考古学家认为，老牛坡遗址曾可能是崇国的都城或重要政治区域。最关键的是，考古学家在该遗址发现了两座大型建筑遗址，可能是崇侯的宫殿。此外，还有大量的铜冶炼作坊遗址，说明这里曾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政权中心。

如果崇国是夏朝的后裔，那么这个地方不太可能完全被商朝文化同化。然而，老牛坡遗址的发掘却证明了该地的文化与商朝文化高度一致。发现中的血腥人祭习俗，明确排除了夏朝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商朝的一个战略据点，崇国完全符合商朝对西土的控制需要。如果崇国真的是夏人后裔，商朝怎么可能完全放心将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交给他们？因此，崇国很可能是商朝的封国，目的是控制西部地区，而不是夏朝的后裔建立的。

综合甲骨文和考古发现，崇国的确属于商朝的封国，而非夏朝的遗民。虽然传统的历史记载可能没有完全错，但我们必须承认商朝对西土的掌控是基于战略需求，并且崇国的地位是商朝的一部分。而且，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周朝与崇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姬昌攻打崇国后，周朝如何脱离崇国的控制并逐渐壮大的问题。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深入，老牛坡遗址无疑将继续为我们揭示许多未解的历史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