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流沙的文明使者

玄奘（602年—664年），本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人，唐代高僧，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其父陈惠曾任隋朝江陵县令，后辞官归隐，专心儒学。玄奘的童年贫苦无依，五岁丧母，十岁丧父。大业八年（612年），他在洛阳净土寺跟随兄长长捷出家，法名“玄奘”，当时即立下“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弘愿。

武德元年（618年），隋亡唐兴。为躲避战乱，玄奘与兄长前往长安，后又辗转至蜀地成都求学。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受过具足戒的男性）。随后几年，他游历各地，精研佛典，遍访名师，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佛学见解，而且还发现了佛经翻译中存在的深刻问题：中国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严重，矛盾颇多，佛经译本残缺不全且多有差错讹误，“隐显有异，莫知适从”。这为玄奘日后西行求法埋下了种子。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返回长安，向朝廷申请西行访求佛教原典，但遭到拒绝。不过他没有灰心，决定私自西行求法。当时唐朝初立，西北边疆未稳，实行严格的出境管制。玄奘没有出关手续（通关文牒），只好混入灾民群中，顶着“冒越宪章”的风险离开了长安。他一路向西，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瓜州县），冒险越过玉门关、穿越莫贺延大沙漠（今甘肃与新疆交界的隔壁），抵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前行路上玄奘经历了风沙漫天，盗贼横行，语言不通，水土不服，边境管控等诸多的困境，甚至独自一人在穿越八百里流沙时，迷路失水，几近死亡。可是千难万险都没有阻挡玄奘前行的步伐，他心中只有一个执念：“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

抵达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后，玄奘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热情接待，并试图强留他为当朝国师。玄奘不为所动，以绝食的方式对抗遣返的威胁和权力的诱惑。最终高昌王被玄奘的虔诚所感化，不仅同意他继续西行，提供大量物资和随从，而且两人还结为兄弟。这一插曲既表现了玄奘坚守初衷的强烈决心，也反映了当时西域各国对中原高僧的敬重。

离开高昌后，玄奘沿着天山南麓前行。在翻越险峻的帕米尔高原后，经过中亚诸国，终于在贞观五年（631年）到达那烂陀寺（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玄奘在此跟戒贤法师系统研习《瑜伽师地论》《唯识论》等大乘经典，兼修梵文、因明学。此后十余年，他游学于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诸地，拜访高僧，讨论佛法，足迹遍布整个南亚次大陆。玄奘西行恰逢印度戒日王朝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印度佛教发展的高峰时期，这无疑为玄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贞观十七年（643年），学有所成的玄奘带上佛像、舍利和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踏上归国旅程。贞观十九年（645年），在游历一百多个国家、行程五万余里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长安。

唐太宗曾一度想让玄奘还俗为官，但玄奘不愿介入朝政，只想全身心投入到译经的事业当中。此后的十九年时间里，玄奘相继在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和玉华宫主持翻译佛经，共计翻译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玄奘在翻译佛经时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秉持“既需求真，又须喻俗”的思想，即既要忠实原文，又要通俗易懂，有别于鸠摩罗什、真谛等为代表的“旧译”理念，开创了一种严谨的“新译”风格。玄奘的翻译工作，不仅将印度的佛经经典成功本土化，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且澄清了当时各个佛教学派之间的义理误解，对中国佛教的正向多元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译经之外，玄奘还根据自己西行的经历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描述了当时中亚、南亚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风俗等情况，不仅为当时唐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更成为今天研究7世纪中亚和印度的珍贵史料。有印度历史学家提出，如果没有这本书，印度历史将无法重现。而玄奘所创立的“唯识宗”（又称“法相宗”），强调“万法唯识”“心识变现”，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宋明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后世有所衰落，但其核心理论被其他学派所吸收，构成汉传佛教的思想源泉之一。

麟德元年（664年），伟大的佛学家﹑哲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玄奘在玉华寺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后来吴承恩以“玄奘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完成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经这一神话的演绎，玄奘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更成为鲁迅先生笔下“舍身求法的人”和“中国的脊梁”。（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

编辑：卢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