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京刚入春，街头的雪刚化，菜市场还是一片泥泞。

一位穿着灰布棉衣、说话温声细语的妇女，在摊上摆了几包散装香烟。

她不吆喝，不抬价，只是静静坐着，偶尔把摊上的烟盒摆正，再轻轻咳一声。

没人知道，她曾住在紫禁城的高墙深宫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妹妹，是地地道道的格格。

她叫爱新觉罗·韫颖。

而就在这个摊子前，章士钊，当时的中央文史馆馆长，站住了脚。

他看了她一眼，再看一眼，忽然说：“你不是普通商贩吧。”

那一次偶遇，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也让毛主席看完她的自述信后，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她是个有志气的人，安排工作。”

可一个皇室出身的格格，怎么就走到了北京街头卖烟的地步？

1913年，韫颖出生在北京城的皇宫里，那时的大清虽然已经灭亡，但袁世凯答应清室提出的“优待条件”，紫禁城里依旧灯火辉煌。

她是溥仪同父同母的妹妹，排行第三，大家都叫她“三格格”。

她小小年纪，生活已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每天早上有人伺候起床，奶妈端水，宫女梳头。学堂里有专门的老师教她古文、诗词、礼仪，还要学怎么端茶、走路，坐姿也要“像个格格”。

她从没见过银钱长啥样，更没碰过油烟和扫帚，那个时候，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

可她不知道，宫外的世界，早已换了天。

1924年，冯玉祥一声令下，清室被逐出紫禁城。

那年她十一岁，跟着哥哥溥仪一道收拾细软，被士兵押着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宫殿。

紫禁城的大门在她身后关上，咔哒一声，像是命运上了锁。

出了皇宫之后，他们一度在天津落脚，后来又辗转到了东北。

成年后的韫颖，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婚礼简单，却被溥仪称作“皇室最后的体面”。

新婚不到一个月，丈夫被送往日本学习骑兵战术，韫颖也一同前往。她以为是出国深造，结果到了日本才明白，她是去当花瓶的。

她被安上“妇女会会长”的头衔，跟日本贵妇打交道、出席活动，但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丈夫每天训练摔得遍体鳞伤，她则像关在笼里的金丝雀。

她给溥仪写信说：“我想回家，我不是他们的玩偶。”

后来，随着伪满洲国成立，她才以“探亲”名义回国，与丈夫团聚。但那不过是从一个笼子，换到另一个笼子。

在伪满洲国的几年，她穿着锦缎，却再没有过自由。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土崩瓦解。

溥仪和润麒都被苏联红军带走，作为战犯押往西伯利亚，而韫颖，带着三个孩子，留在了满目疮痍的东北。

她没有钱，没有人脉，更不会养家，她卖掉仅剩的珠宝首饰，开始在人群中摆摊。

有人认出她的身份，骂她“卖国贼的老婆”“清朝的走狗”，她只能收摊躲避，再换个地方重来。

但三个孩子还在长大，病了得吃药，饿了得吃饭。

她没别的本事，只好打碎骨头咽下去，学着怎么当一个普通女人：洗衣、缝补、讨价还价。

最后，她学会了卖烟。

最开始生意不好，她一狠心，把整包烟拆开，一根根卖。

有人看她不像个小贩，她说：“为了孩子，我什么都能做。”

1955年春天的某个清晨，章士钊在东城菜市场走了一圈，忽然在烟摊前停住了脚。他看了几眼那个坐着的中年女人，开口问：

“你是爱新觉罗·韫颖？”

韫颖抬起头，眼里满是惊讶。

那天，他们在摊前聊了很久，章士钊回去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随信还附上了韫颖写的自述和一本记录旧宫生活的《满宫残照记》。

主席读完后，只说了一句话：“她是个有志气的人。”

很快，周总理亲自安排，给她在街道办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

韫颖站在那张聘书前，半天没说话。她后来回忆：“那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温暖。”

在街道办，韫颖一干就是几十年。

她帮人调解纠纷，宣讲新婚姻法，谁家有困难她都第一个赶到，没人再叫她格格，大家都喊她“韫姐”。

她从不炫耀身份，直到丈夫润麒从战犯监狱被特赦，两人团聚，她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住在老北京的一条胡同里。

有一年春节，周总理和邓颖超请他们夫妻来中南海吃饭。周总理笑着说：“你现在是我们的同事。”

饭桌上，韫颖低头笑了没有珠钗，没有宫装，却比当年更动人了。

她晚年常说：“要不是国家帮我，我可能早死在街头，是共产党让我重新做人。”

1992年，她安然离世，丈夫润麒把她的遗像摆在家里，一直没动过。

韫颖从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格格，变成了街头卖烟的小贩，再变成了人民的办事员。

她这一生，是从历史的高墙里走出来，真正走进了人民里。

这，或许比当一辈子的格格更难，也更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