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在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下彻底覆灭。当我军开始清扫战场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杜聿明及其指挥下的三个兵团司令官。杜聿明与几名手下逃入张老庄村，最终被我军战士擒获。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然而，自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陈官庄的总攻发起以来，并没有明确指令要求捉拿杜聿明。

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1师副政委的陈茂辉在回忆中提到：“活捉杜聿明完全是偶然，我们并未专门去抓他，甚至上级也未下达相关命令。”这是因为当时普遍认为，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杜聿明在我军发起总攻时，极有可能已被秘密撤离。因此，能够将杜聿明俘获，令我军大感意外。

既然杜聿明被抓了，那么他的三个兵团司令官的去向也成为关注的焦点。1948年12月，杜聿明指挥的三个兵团在撤退时分别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其中，邱清泉兵团是最强的，拥有五个军，李弥兵团有三个军，孙元良兵团最弱，只有两个军，兵力约为四万多人。孙元良在晚年回忆时称，撤退时兵团只剩下两万多人，这一说法普遍被认为是他为了掩饰战败、推卸责任而故意减少兵力。

1948年12月6日中午，杜聿明召集三个兵团司令开会，决定趁着包围圈未完全合拢时，趁夜突围。邱清泉回到兵团后与几个军长商量，认为突围后很可能失去重装备，甚至连炮兵、辎重都无法带走，这使得他们的部队将无法再与正规军作战，最终只会沦为杂牌军。因此，邱清泉的心态很矛盾，但他还是打电话给杜聿明，劝说他暂停突围。

孙元良则是另一番打算。他毫不犹豫地指示兵团各部集结，在阜阳准备突围，并且为了防止杜聿明干预，他指示切断与外界的所有通信手段。孙元良最终未能得到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配合，在解放军的强力阻击下，第十六兵团的部分部队被歼灭，剩余的部队在孙元良的带领下退回。第二天，杜聿明愤怒至极，对突围计划的失败大发雷霆。

12月18日，孙元良换上农民装逃至信阳车站，并通过国民党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的帮助成功返回信阳。随后，他又前往南京，见到了蒋介石。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非但没有责罚孙元良，反而命令他重建第十六兵团。

1月9日夜，李弥在最后一次与杜聿明、邱清泉会面后，决定趁着混乱逃离战场。李弥穿上普通士兵的衣服，与随从一同穿越战场，成功逃回陈官庄，接着通过假身份避过了盘查。最终，他搭乘船只前往青岛，再转道返回南京。李弥如何成功逃过重重难关，直到1952年才被揭示——当时他找到了一个商人，商人将他藏进麻袋，以躲过解放区的检查，运送至青岛。

那么，杜聿明被俘，孙元良逃脱，李弥也脱身，邱清泉呢？自杜聿明被俘以来，邱清泉成为华东野战军的重点搜捕目标，因为他指挥的第二兵团是杜聿明集团的主力，而其下属的第五军也是蒋军的精锐之一。如果邱清泉成功逃脱，那么陈官庄之战的胜利将不再完美。于是，华野指挥部下令要么活捉邱清泉，要么确认尸体。

1月10日凌晨，邱清泉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混在一群士兵中四处乱跑。根据被俘的蒋军士兵回忆，他的举止异常，且在战斗中显得极为慌张，完全无法控制队伍。经过对战死蒋军尸体的搜查，最终在张庙堂村附近的农田中发现了一具疑似邱清泉的尸体。通过被俘的邱清泉兵团军官辨认，尸体被确认是邱清泉。

邱清泉的少将参谋长李汉萍回忆称：“当时邱清泉在突破陈庄后，神经失常，时而向东跑，时而向西跑，满面慌张，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指挥的能力。”从李汉萍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邱清泉在战场上的状态已经极度混乱，完全不像一个资深的军事指挥官。实际上，从12月底起，邱清泉已明显不再过问军事事务，常常沉溺于酒精和舞蹈中。1月6日，我军发起总攻时，他甚至在电话中大喊：“让它崩溃好了。”但他最终未能在战场上活下来。

尽管邱清泉的死因是因为乱战中的流弹所致，国民党方面却坚称他是自杀的。然而，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常理。经我军尸检确认，邱清泉的腹部确实有七个枪眼，明显是被机枪扫射的痕迹。若他真自杀，怎么可能选择在腹部开枪，而且连续开了七枪？

经过确认邱清泉的身份后，我军为他举行了简单的殓葬仪式，并在墓前竖立了一块木牌，标明其姓名，便于家属后来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