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了古公亶父的三个儿子，分别是泰伯、仲雍、和季历。据说，古公亶父本打算立季历为继承人，因为季历既贤明又拥有圣子姬昌，然而，泰伯与仲雍心中认为应该让贤，于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继承权，主动去往吴地以示让位。此举的背后，正因为他们视季历为更有能力的人。因此，后人赞扬泰伯的高尚品德，孔子曾赞扬泰伯具备“至德”，即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修养：“泰伯其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不称焉。”

然而，泰伯的“让位”真的如此单纯吗？他的“让天下”是否仅仅是因为避让贤者季历？这一段历史的真相远比表面更加复杂，许多被隐藏的细节揭示了更多的背后动因。如果能弄清古公亶父为何最终传位于季历，也就能更好理解商朝帝乙为何会传位给商纣王。

历史背景中，狄戎的侵袭使得古公亶父不得不从豳地迁徙至岐山周原，并在这里开疆拓土，建立起周人崛起的根基。当时，商朝的王权由武乙掌控。按理来说，周原是块肥沃的土地，应该早已有势力占据，但古公亶父却能在此地站稳脚跟，表面上看似毫无争夺之地。这个现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甲骨文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商王武丁时期，周原地区曾存在一个周国，但被武丁灭掉。武丁还给这个地区封了一个子姓周国，显然，子姓周国在历史上已经灭亡，否则古公亶父不可能迁往岐山。这一历史线索表明，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周原地区的“地主”究竟是谁，成了一个需要揭开的谜团。虽然文献并未直接指出，但从各种史料与考古发现中，我们可推测出一些信息。

《史记》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以及由正妻太姜所生的季历。这一记载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首先，古公亶父至少有两任妻子，前妻所生的是泰伯和仲雍，后妻太姜所生的是季历。甲骨文中的“姜”是女性羌人，显然古公亶父通过与羌人部落的联姻，获得了更强的政治支持。其次，季历的妻子太任是商朝贵族挚任氏的女儿，而挚任氏可能是商朝高层人物，甚至可能与武丁的子孙有血缘关系。因此，古公亶父能够通过与商朝的联姻稳固自己的地位。

通过这些史料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原地区在古公亶父迁徙之前，实际上是由多股势力交织在一起的，而古公亶父凭借娶妻联姻的方式，得到了各方势力的支持和认可，最终在此地扎根。由此，周部的族号才改为“周”，而古公亶父最终选择将继位权传给了季历。

根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欲立季历，是因为他“贤”。但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后世的政治解读。实际上，古公亶父选择季历作为继承人，更多的是出于季历背后母系的强大背景。西部的羌人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季历的母亲太姜的家族背景非常强大，这对于当时还相对弱小的周部落而言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季历的地位也因此得以提升。

此外，季历的婚姻也是一大政治因素。他娶了商朝贵族的女儿太任，并且生下了姬昌，姬昌的出生几乎可以看作是商周联姻的结晶。古公亶父也因此深信姬昌将来会成为周族的支柱，因为他拥有周人、羌人、商人的血脉，支持者极其广泛。因此，古公亶父并非因为季历本人的才德，而是基于季历母亲和妻子背景的影响，才决定将王位传给他，否则周国可能无法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局势中立足。

继位后的季历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姬昌，这一过程可以说体现了“子凭母贵”的传统。姬昌至少有两任妻子，其中一位去世后，他娶了太姒，育有伯邑考、姬发、周公和毛叔四子。由于伯邑考英年早逝，姬发继承了王位。姬发的继位也同样可以归结为“子凭母贵”。此后，姬发之子周成王，母亲是姜子牙的女儿邑姜，这同样是一种“子凭母贵”的例证。因此，从季历时代起，周人便已开始实行传嫡不传庶的传统，庶长子继位的情况越来越少见。

了解了季历继位的背景，我们再回头看商纣王的继位问题。史记记载，商朝的帝位传承至庚丁，随后传位给了儿子武乙，并且“四世传子”，不再兄终弟及。然而，史记未详细说明父子传位与母亲背景的关系，直到纣王继位时才明确提到“子凭母贵”，即纣王继位的原因与其母亲身份密切相关。史书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从这段历史看，商纣王继位似乎有些侥幸，但实际上，周人臣服于商朝，必然受到商朝继位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商朝早已实施嫡子继位的传统，周人为了得到商朝的支持，也可能模仿了这一方式。

因此，商纣王作为嫡子继位，实际上是合乎当时商朝制度的，并非所谓的侥幸。关于纣王的“贤不贤”问题，传位的决定与其母亲背景息息相关，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德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