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庐山会议，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最初，彭德怀曾打算请假，让黄克诚代他参加会议，但毛主席坚决不同意，认为彭德怀必须亲自到场。于是，彭德怀只好如期前往庐山，而由于他必须离开，军委的日常工作便无负责人。于是，黄克诚留在北京，继续处理军委的事务，并没有打算去庐山。就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会议也因此被延长。毛主席随即建议留在北京的同志也应上庐山，并特意点了黄克诚的名字。这样，黄克诚便跟随彭真等人，于7月17日抵达庐山。

庐山会议于7月2日召开，而毛主席则是在7月1日到达庐山的。黄克诚到达庐山时，住进了庐山河南路176号的别墅，这座别墅有两套房，一套是为彭德怀准备的，空出的另一套便留给了黄克诚。黄克诚刚安顿下来，彭德怀便把那封信拿给他看。黄克诚看过信后，坦率地说道：“这封信我支持，但写法过于激烈，语言带有刺激性，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总是感情用事，和主席那么熟，完全可以当面谈清楚，何必写信呢？”黄克诚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认为彭德怀可以直接与毛主席沟通，而不是通过这种激烈的方式。

当黄克诚抵达庐山的当天，他首先去拜访了李先念。黄克诚由于到得晚，对会议的情况不太了解，于是先找李先念打听一下。李先念与黄克诚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分别是新四军的第三师和第五师的师长兼政委，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建国后，李先念调任湖北省委书记，而黄克诚则去了湖南担任省委书记。两人所辖的省份相邻，且都在1952年和1954年分别进京，李先念进入国务院，而黄克诚则留在军队工作。黄克诚之所以先去看李先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老战友，另一方面，李先念作为财政部长，负责全国的经济事务，对经济问题有较深了解。彭德怀的信中涉及到经济问题，黄克诚希望从李先念那里获得更多的意见。

李先念非常坦率地与黄克诚分享了他的看法。他指出，我们必须深刻吸取过去的教训，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纠正错误。李先念的观点明显倾向于支持彭德怀的立场，黄克诚在听后心中有了底，便说道：“我们的看法一致。”随后，黄克诚又去看了谭震林。

当谭震林得知黄克诚刚从李先念那里过来时，脸色一沉，勃然大怒，责问黄克诚：“你怎么先去看李先念，而不是来找我？”谭震林为何这么生气？首先，抗日战争期间，谭震林与黄克诚有着更加深厚的交情，他们都曾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是老战友，而李先念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与黄克诚的交情较少。因此，按理说，黄克诚应当优先去看谭震林。更重要的是，虽然谭震林与李先念同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两人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李先念倾向支持彭德怀的立场，而谭震林则反对。因此，谭震林担心黄克诚先去看李先念，可能会受到其观点的影响。黄克诚解释道：“我和李先念同志某些看法相同，但不能说我受了他的影响。”双方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谭震林的反应，可能也是出于对黄克诚的关心，不希望他与彭德怀走得太近。果然，后来黄克诚与彭德怀都陷入了困境。然而，黄克诚心中有明确的信念，他认为自己坚持的事情，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去做，他绝不会因人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参考书籍：《黄克诚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