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实现和平解放，这一事件标志着华北战事的彻底结束。然而，就在此时，远在绥远的董其武却内心忐忑不安，情绪如同坐针毡一般难以平复。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为什么傅作义在北平发动起义时，偏偏抛下了绥远的部队？毕竟傅作义在绥远深耕多年，且当时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董其武，还是他的亲密部将。

实际上，傅作义并非不愿意将绥远部队纳入起义阵营，而是客观条件使得他无法做到。绥远虽是傅作义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根据地，但形势错综复杂。当时绥远的驻军中，还存在大量直接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以及不受控制的特务分子，他们在绥远有着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很多傅系将领受到这些势力的牵制，不愿意参与起义。以孙兰峰和刘万春为例，两人最初均坚决反对起义。

孙兰峰带领的第九兵团残部是从张家口撤退到绥远的，属于绥远驻军中战斗力最强悍的一支队伍。若想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争取孙兰峰的支持尤为关键。幸运的是，傅作义亲自前往绥远出面劝说，才逐渐打消了孙兰峰的疑虑。恰逢新政协召开，孙兰峰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

至于刘万春、鄂友三等人，则在起义后不久受到特务的拉拢，企图策划叛乱。最终，刘万春在董其武的求情下被判有期徒刑，而鄂友三则被处以枪决。事实上，在绥远起义前，傅作义与邓宝珊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亲自会见并劝说多位将领，最终促成了绥远的和平起义。

不过，即使起义成功，绥远地区依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50年5月，驻扎在西公旗西滩的绥远起义部队卢万惠团中，400余名骑兵突然叛乱。黎明时分，这支叛乱部队突袭了安北县，残忍杀害了县长和公安局局长，抢走了大量枪支和马匹，随后向西逃窜。叛匪在逃窜途中，沿路屠杀无辜百姓，这一消息迅速传到了绥远军区。

值得一提的是，绥远军区成立于1949年5月，由绥蒙军区与第八军合并组建，姚喆任司令员。起义后，绥远设立了军政委员会及新的军区。由于军事机关合并复杂，且起义人员思想多样，中央决定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军区司令。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和姚喆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卢万惠团叛乱后，绥远军区迅速派遣部队平叛。但叛军熟悉地形，且骑兵机动灵活，我军多次出动都未能抓获。副司令员姚喆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出原起义官兵参与平叛。第一个被想到的是起义将领安恩达，他曾是傅作义部骑兵第五旅旅长，后任37军骑兵旅旅长。

实际上，安恩达在起义前曾多次与我军交战，尤其是在大同、集宁战役中，他率骑兵在大青山与晋绥军区骑兵旅鏖战了40余天，双方伤亡惨重。即使他后来起义，许多解放军指战员心里依然难以释怀。安恩达本人也是个纯粹的军事人，不擅政治，但能看清大势。他深知国民党日趋腐败、败局已定，对起义内心有顾虑。

绥远起义前，傅作义曾召集旅以上高级将领，亲自劝说，安恩达亦在其中。傅作义告诫他，国民党已无救，唯有共产党才能赢得人心。事后，傅作义再次单独见安恩达，言辞诚恳，使安恩达渐渐认识到和平起义是唯一出路。回到骑兵旅后，安恩达与全旅官兵坦诚交流，大家一致决定响应起义通电，纷纷签字支持。

姚喆点名安恩达出马平叛，既因其熟悉地理环境，也因其曾多次参与平叛，有“平叛专家”美誉。安恩达起义后，还参加了军区组织的学习班，亲眼见到曾经的对手、解放军军官们与他们亲切交谈，更坚定了他对起义道路的信念。

然而，安恩达刚结束学习回部队不久，1950年2月，原傅部111师副师长庞茂卿带领一个团叛逃。得知此事，安恩达内心十分沉重，刚刚学习完便遇此变故，令他难以释怀。“我们怎么办？”他焦虑地问军长张世珍。张世珍目光坚定，告知他高政委高克林的指示，命他率骑兵两个团在拂晓前包围叛军，步兵随后支援。

安恩达感受到解放军的信任，立刻答应，并迅速组织9团和10团出动。军长张世珍亲自送他回部队。部队中，许多起义干部围着他询问情况，安恩达耐心传达党的政策，强调过去错误一律不追究，大家听后纷纷表示愿意听从共产党指挥。

出发途中，安恩达率部遭遇叛军重机枪连阻击，他果断下令9团下马绕侧翼迂回，不到一小时便缴获敌重机枪，随后继续追击。前方突然传来枪声，叛军派人联络，安恩达了解到多数被庞茂卿骗出的士兵根本不知情，战斗迅速爆发，庞茂卿最终在混战中身亡。

尽管情况初步明朗，安恩达仍派人调查，确认事实后令部队集结驻地，等待军区处理。庞茂卿叛逃事件中，安恩达表现出色，赢得军区领导高度赞扬。此后他多次参与平叛行动，几乎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因此获得“平叛专家”的称号。

1950年10月1日，安恩达受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结束后，中央领导接见观礼代表。贺龙总司令握手时笑称：“你就是我的老对手吧，当年大青山和集宁的激战打得真凶啊。”安恩达谦虚回应：“我走了三十多年的弯路，对人民犯下不少罪行。”贺龙挥手表示：“那时候各为其主，你打仗确实厉害。今后要好好为人民军队效力。”安恩达郑重地点头。

卢万惠团叛乱时，军区再次指定安恩达出马。不过这次行动遇到意外阻力。军区命令安恩达率骑兵第一师第三团出动，然而第三团的官兵对他的指挥心存疑虑，毕竟他们是解放军队伍，根正苗红。回顾历史，骑兵第一师源自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骑兵旅，前身为晋绥军区骑兵旅，这支队伍当年与安恩达率部曾多次血战大青山，双方伤亡惨重。部分战士听说由安恩达指挥，难掩抵触情绪，甚至有人冷言冷语：“那个姓安的，血债累累，还清了吗？”

安恩达带着直属的400多名骑兵先行出发，三团内部情绪依旧复杂。师政委李佐玉得知情况后，亲赴三团做思想工作。当着全体官兵面，他掀开上衣，露出腹部长达三寸的伤疤：“这是国民党兵砍的伤痕，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我们共产党讲信用，安旅长既然觉悟，过去的事就翻篇。现在他是咱们的高级干部，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服从大局。”李佐玉的真情流露打动了战士们，大家终于释怀。

随后，安恩达率三团猛攻卢万惠团，叛军大败，逃入深山。考虑到强攻可能带来惨重伤亡，安恩达选择劝降。迫于我军强大压力，卢万惠终于同意投降。但他心机深沉，自恃兵力，仍密谋“东山再起”。接下来两个月里，他与当地地主、土匪、特务勾结，散布谣言，反对我党领导，成为绥远起义中的毒瘤。

当时，卢万惠团三分之一兵力常年不在驻地，游走各处，有时串联，有时打家劫舍，难以彻底清除。经过慎重考虑，军区决定再次请安恩达出马。安恩达当着军区首长面，提出三点策略：

一、由于叛军分散，解决难度大，需缓冲约十天，于7月19日前后一举清剿；

二、利用卢万惠“官迷”心理，将其团编为军直属骑兵团，借机调集部队，再以清点武器为由全面缴械；

三、军部发电报给谷耀武副旅长，要求其在剿匪行动中解散卢万惠团中的陈永胜连武装。

安恩达的计策奏效，卢万惠误以为自己权势大增，乐于配合，约定7月19日集中部队，军区清点装备。缴械后，安恩达宣布命令：“团以上官员集中军训队学习，排以下官兵集中旅集训队，计划三个月，期满后官复原职，枪马归还。希望大家改过自新，好好学习。”

卢万惠只能苦涩接受。7月20日，他和副团长、参谋长及三名连长被安恩达秘密押送军部，经审判后因罪行累累被处决。其余官兵经教育后被分散至各部队。至此，在安恩达的指挥下，叛军被轻松剿灭。

安恩达随后随36军参加剿匪和平叛任务，还赴抗美援朝战场负责机场建设和后方警戒。退役后，他历任建工部华北总公司经理、第二工程局副局长、八局八公司经理、内蒙古第二建筑公司副经理等职。为国家建设贡献毕生心力，深受包头市民爱戴。多次当选内蒙古自治区及包头市人大代表，1959年起连续担任包头市政协副主席。1986年6月24日，安恩达于包头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