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文章养成计划里有个疑问，沈醉从1946年一直思考到1996年，直到最后一刻都没弄明白：毛人凤既没有当过内勤处长，也没当过外勤站长，对情报学和实际行动完全陌生，为何老蒋会让这个毫无实战经验的特工接替戴笠的位置？

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虽然戴笠实际上是军统的“真正老板”，但他的正式职称只是少将副局长。1946年戴笠因坠机身亡后，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他在1944年2月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时已获中将军衔），军统改称保密局后，他依然担任局长一职。郑介民这位军统（保密局）局长，跟前三任局长贺耀组、钱大钧、林蔚一样，事实上并不专注于特务工作。戴笠真正的接班人，其实还是那个沈醉一直看不起的毛人凤——郑介民只是暂时“顶替”，毛人凤当时只是少将，但却被迅速提拔为保密局局长，以避免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毛人凤从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升为副局长，这一举措明确是让他接班。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对此看得清楚：“戴笠刚一去世，老蒋就急于挑选继任者，批准了毛人凤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和唐纵之间选了郑介民做代理军统局长，但实际上是毛人凤在掌控一切。”（本文黑体字部分均出自沈醉回忆录，除特别注明外）

与戴笠相比，毛人凤明显不在一个层次，这是当年所有军统特工的共识。毛人凤不擅长行动，也没什么赚钱本事。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规模裁员，第二件则是大刀阔斧地“削藩”：局本部八个处长中换掉了七个，甚至连沈醉也被调去云南当站长。他还为各省站制定了严格的人员编制上限，结果导致约百分之八十的一线特务失业或转岗。

根据沈醉的统计，重庆站裁掉了五千多人，西安站裁员约三千人，连江西这样规模不大的站也裁了八百多人。裁员后，省站被分为甲、乙、丙三类，像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甲种站的人员限额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等乙种站为一百一十人，丙种站则只有六十人。

电视剧《潜伏》中天津站情报处处长陆桥山被捕后无人接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毛人凤掌权后，保密局天津站不仅没有情报处，连行动队也被撤销。虽然天津站是甲种站，但真正的情报和行动部门全被裁撤。按照毛人凤制定的规章，天津站除站长和副站长外，仅配备一个督察、一个书记、1-2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几名助编、两个司书和一个译电员，还有负责各项业务的人头，真正属于省站直属的情报员不超过十个，甚至还比电讯人员少。

人数从几千骤减到一百六十，天津站几乎没有几名能带枪上街执行任务的特务了，这对敌对势力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消息。电视剧中吴敬中一事无成，恰是毛人凤时代保密局的真实写照——没有宪兵和警察支持，他们连抓小偷都难。

不仅吴敬中（历史上确有其人，与沈醉同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关系不错）无所作为，沈醉在云南也陷入困境：“保密局云南站掌握的地下党情报，只能交由警备司令部、云南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及其刑警大队和省政府调查室执行，但这些机构都归卢汉指挥。”

只要卢汉不同意，沈醉在昆明就抓不到一个嫌疑人。不论老蒋和毛人凤如何斥责，沈醉只能眼睁睁看着手中那百余名特务兵力散布全省，力量如芝麻般微不足道。

沈醉认为正是毛人凤的无能，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务组织（巅峰时拥有近三十万人，远超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变成了软弱无力的机构。沈醉一直不理解，为何老蒋要让这个只会伸手要经费的毛人凤继承戴笠的班——毛人凤不仅远远不如戴笠，连与郑介民的“专业水准”相比也差距明显。

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郑介民任副处长。抗战期间，他组织和亲自参与的行动，仅次于戴笠：“在蒋介石集团中，郑介民被反动派誉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与‘军事理论家’，但实际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特务头目。”

“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中，详细记载了郑介民在平津和上海领导铲除日伪大人物的多次行动。

为了刺杀投靠日寇的张敬尧，郑介民秘密潜入北京八大胡同与陈恭澍接头，并暗中监督行动。他给陈恭澍带来了惊喜：“我们回到北长街时，远远看到郑先生的车停在大树底下，原来他早已等候多时。郑先生告诉我们张敬尧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指示我们迅速通知天木兄，并希望我们竭力完成任务。郑先生镇定自若，交代事项简单明了，从未催促过。”（摘自陈恭澍《英雄无名》）

郑介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随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康泽同期，是吴敬中、蒋建丰的“学长”，还曾担任中苏情报所所长（或副所长，主持工作）。除苏联留学外，郑介民还赴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考察：“郑介民在研究特务工作组织及活动上投入大量时间，搜集了不少材料，经戴笠整理后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根据这份报告，对特务处进行了多项调整。”

据说郑介民在德国曾见过希特勒，在意大利拜会过墨索里尼，而希特勒对郑介民的态度远比墨索里尼友善。郑介民在德意两国学到了许多特务理念，据传最初戴笠对特务处工作如何开展缺乏完整思路，正是郑介民照搬德意经验才使得复兴社及后来的军统保密局能有系统的运作，例如通过特务组织控制交通通讯、监控无线电台及广播干扰、派特务渗透机关、工厂和学校等。

1935年，郑介民从欧洲归国后，老蒋将他从上校直接晋升为少将，而戴笠则是十年后，即1945年3月8日才获得少将军衔，在此之前，他的正式军衔只是步兵上校。

老蒋将郑介民从保密局局长调到实权有限的国防部次长职位，实际上是不想出现第二个像戴笠那样权力过大的特务头目。正如汉武帝评价霍去病所说的“刀子太快，容易伤主人手”。

抗战胜利后，老蒋认为戴笠这把刀过于锋利且笨重，难以掌控，特别是戴笠想走柯克上将路线当海军司令，更让老蒋担忧权力失控。

与“专业型特务”戴笠和郑介民相比，毛人凤则是个“笑面虎”，他在军统（保密局）中能力不足，威望不高：“他的仕途是靠‘坐’出来的，背地里大家都叫他‘毛座’。”

相比戴笠、郑介民、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毛人凤只能算是个“文官”或“外行”，他继承了戴笠的事业，结果却是不断失败：策划的大行动接连失利；他创办的“三有公司”本想盈利，最后连戴笠留下的五千辆运输卡车都赔了进去。

当年军统（保密局）还负责走私稽查，搞长途运输几乎是无本生利的买卖，但毛人凤连这点“无本买卖”都做赔钱，可见其水平之低。

毛人凤办“正事”不行，但老蒋却非常喜欢他。沈醉猜测，老蒋或许看中了毛人凤的怯懦。

沈醉满含鄙夷地回忆毛人凤“骂不还口”的软弱：“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请他去第一书场看川剧，订了最好的座位。一群空军飞行员来了，粗暴地抢了座位，何龙庆与他们发生冲突大打出手，而毛人凤始终保持那副态度，何龙庆挨了揍，他只挨骂。回来后，他对我说，要不是忍耐，也许就挨拳头了。他常用这件事劝诫别人，忍耐才能避免眼前的亏损。”

正是这个被沈醉鄙视的胖子，却获得了老蒋和小蒋的宠爱。沈醉自认为是优秀特工，却被调到云南禁足，这种荒唐安排让沈醉百思不得其解，半个世纪过去仍无解答。

沈醉无法解开的疑团，或许也难不倒诸位读者：在您看来，毛人凤凭什么能挤走郑介民，坐上保密局最高位置？老蒋为何会重用这个外行毛人凤，来管理那个当年最大的特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