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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m

编辑/阿荣

愤青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那种不顾事实真相，不顾国家利益，也无视法律原则，只图一时情绪宣泄的群体。

如今，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批这样的“愤青”，他们面对美国挑拨离间，煽动周边国家挑衅我国的局势，往往在网络上发表极端言论，不考虑大局和策略，盲目呼吁国家武力统一台湾，甚至主张对那些在南海地区挑衅的国家给予严厉回击。

然而，事实是，我们都清楚，贸然发动战争会引发不可控的连锁反应，带来深远的灾难。

历史上，日本曾被类似“愤青”的情绪所掌控。

早在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日本社会中就有一批盲目效忠天皇的“爱国青年”，如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如今就是“愤青”的典型代表。

这些愤青操纵了日本的社会氛围，推动了侵华战争的爆发，最终几乎导致国家的自我毁灭。我们应以史为鉴，不忘教训。

那么，日本究竟是怎样被“愤青”掌控的？最终又遭遇了怎样的结局？

侵华战争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一部“愤青”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袭沈阳北大营。由于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几乎没有开一枪一弹，便轻松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这一事件被所有中国人铭记为国耻——“九一八事变”。

当东北军被迫撤退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与同僚们庆祝，洋洋得意地说：“张学良太容易对付了，没想到东北军一枪未发就溃败，果然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次日军行动并非由军部或内阁正式下达命令，而是关东军内部极端分子石原莞尔的一次“下克上”——即无视上级指令，擅自发动的军事行动。

那么，石原莞尔究竟是谁？为何他敢无视中央命令，单方面行动？

日本“愤青”情绪根深蒂固。明治维新后，国家实力增强，一批年轻军官自视甚高，认为自己不仅掌握了西方先进技术，还融合了“大和皇道”的精神，认为所向披靡。

他们高喊：“屈辱的历史已成过去，那段我们屈服的日子永远不会重来！伟大的大日本帝国崛起了，大和民族重新站立起来！”

石原莞尔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典型愤青。

这位被称为“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提出了“石原战略构想”，主张将中国东北和蒙古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打造一个跨海的帝国体系。

他的战略理念在军队内部得到了广泛支持，愤青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

1928年，他被派驻中国，担任关东军参谋。黄屯姑事件中炸死张作霖，正是他策划的一部分。事后他的上司被停职，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年轻激进的板垣征四郎。

1931年，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密谋，在未获日本政府与军部批准的情况下，发动军事侵略中国，挑起了全面中日战争。

他们的行动异常顺利，轻松占领东北，并将丰富的资源源源不断运回日本本土。当权者借此获利丰厚，两人也因此官运亨通。

但这次行动同样带来恶果：日本军队从此风气败坏，军中流行“下克上”，高层对基层的控制彻底失效。

许多基层军官视战争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擅自发起行动，甚至牺牲后被封为“帝国烈士”。军队内充斥着愤青式的狂热与无序。

所以，当石原莞尔试图阻止后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时，事变指挥官武藤章不屑地回应：“石原大佐，你以前能擅自行动，我们也能，管不了你。”

由此可见，军队内部纪律已名存实亡，历史也由此向着不可控的深渊发展，日本军方最终因失控而自取灭亡。

文人“日奸”现象同样严重。

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不抵抗大大激发了日本军方的野心，日本政府也逐渐失去克制。愤青们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

日本媒体配合当局大肆鼓吹侵略战争，成为战争扩张的推手。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疯狂宣扬“满蒙生命线论”和“满蒙危机论”，煽动民众支持对外扩张。

媒体描绘的“中国威胁论”不断强化，给“爱国青年”灌输侵略思想。同时，大量宣传参军打仗能实现翻身发财的幻想，鼓励青年加入军事行动，去满洲开拓、侵占南洋资源。

在这种舆论氛围中，日本社会各阶层形成了支持对外扩张，转嫁国内矛盾的共识。

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蔓延，社会氛围极端排斥异己，反对声音被压制，整个国家陷入狂热的战争狂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国范围内形成强烈的战争热情。

军队中，尤其是一批年轻基层军官，在这种思潮推动下迷失了方向，后来成为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主力军。

这些年轻军人思想极端，持武装制造恐怖事件。

1932年2月，他们以尊皇讨奸、惩治“卖国贼”为名，刺杀了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5月，又因首相犬养毅不支持军部计划，被视为“国贼”而遭暗杀。

凶手在法庭上公然谴责政府软弱，许多民众支持他们减刑，最终无人被判死刑。战争爆发后，杀手甚至获得无罪释放。

国内敢于发声反对者被视为异端，遭打压清除，成为“思想犯”和“非国民”。

例如，《朝日新闻》发表反战文章后，办公室遭暴徒袭击，记者被逮捕入狱。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后遭受酷刑，最终惨死。

即使是军中较温和的法西斯代表山本五十六，也被极端派斥为“日奸”，只能躲在舰船上自保。

山本曾无奈地说：“我只是想减缓侵略步伐，却被当成卖国贼。”

军队中愤青横行，纪律涣散。

后续侵华战争多数是基层军官私自发动，而非军部或政府统一指挥。特别是“二二六事件”后，这股力量不断壮大，最终拖垮了日本，成为其战败的重要原因。

这些“愤青”坚信“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佳手段”，导致军人普遍好战偏执，信奉武力至上。

在“爱国青年”的推动下，日本对外政策极端强硬，几乎没有外交余地，最终走向穷兵黩武的灭亡之路。

他们视世界为弱肉强食，无视正义与道德。

当日军在南京屠杀数十万中国平民时，国内的爱国青年却在街头游行庆祝攻陷南京，完全忽视战争带来的深重苦难和对日本自身的负面影响。

太平洋战场上，他们往往集体玉碎，无人生还，甚至成立了神风特攻队，义无反顾赴死。

然而，这些牺牲并未扭转战争的进程，反而使日本失去大量有生力量，实力逐渐衰弱。

事实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曾提出“日美谅解案”：承认伪满洲国，解除制裁，条件是日本撤军并放弃汪伪政权。

但愤青们认为自己即将获得石油供应，无需签署协议，结果丧失了最后的生存机会。虽然后来得到了石油，却无法安全运回本土。

在愤青推动下，日本拒绝妥协，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被中美联军击败。

可以说，日本的国运转折，就是走上了军国主义和愤青主导的毁灭之路。最终，东京成了废墟，广岛长崎蒙受核灾难。

历史教训必须铭记，我们是否真正从中吸取了教训？

现代“愤青”依然存在。

石原慎太郎是典型的右翼“老愤青”，数十年来活跃于政坛，拥有“极右翼”“大嘴”“狂妄”“民族主义者”等众多标签。法新社称他为“政坛上几十年不变的愤怒表情”。

2012年4月，他挑起“购岛”风波，借机促使政府完成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降至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点。

石原早年是“文艺愤青”，曾写小说、拍戏剧电影，也做过记者，丰富的经历让他在1989年与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

书名本身就彰显了他主张对美国强硬的立场。

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三次连任，足见其拥趸众多。

作为“首都市长”，他多次发表歪曲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歧视外国移民和女性的言论，鼓吹天皇重新参拜，主张废除和平宪法，组建国防军，行使战争权。

在外交上，他长期抨击日本对美软弱，传播“大国威胁论”。

对于钓鱼岛“国有化”闹剧，他声称用“爱国人士”捐赠的15亿日元购岛款无人接收，计划捐给海上保安厅监管钓岛海域。

虽然石原宣布“退隐江湖”，但这位极右愤青始终不忘刷存在感。

他时常借中国话题炒作，曾预言中国经济短期内必崩盘，且否认日军慰安妇问题，继续制造仇恨与对立。

石原在记者会上公开支持修改和平宪法，试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遭到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偏狭的“愤青症”自古以来，频频介入并推动了人类灾难的发生。

日本的“愤青”、“民族主义者”及“忠君爱国分子”，正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核心推动者。

事实充分表明，“愤青”的极端言行极易误国。

纵观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毁灭历程，结局只能是自食恶果。

然而，当今我们审视日本被愤青控制所导致的惨痛教训时，绝不应只当作故事来听，而应从中深刻领悟：

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保证良好的内部环境。

内部必须有有效的制衡与约束机制，才能避免陷入疯狂、互相毁灭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