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立国历时约120年，除长期由户部统管全国财政外，三司曾短暂取代户部成为财政管理的核心机构。学界针对金朝财政中枢管理体制已有较多探讨。

郭威在《金代户部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金代户部的机构设置及职官体系，指出户部真正掌握全国财政权力始于海陵年间，金代户部在制度上继承了唐宋传统，其运作模式也基本沿袭唐宋体制。王明前则在《辽金二朝财政体系初探》中提出，金朝财政管理体系迁都前沿袭辽制，迁都后则融合辽宋两朝制度形成新的体制。

此外，张帆在《金元六部及相关问题》中和田晓雷在《金朝六部分司和郎官架构考论》中分别研究了户部是否设有分司。张帆认为，金朝户部未照搬唐宋的分司划分，而是由各科室具体负责事务；而田晓雷持相反观点，认为金朝户部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分司制度。

综合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梳理户部的机构架构和职官设置，但对影响财政管理中枢体制形成与演变的深层因素关注较少。

实际上，女真官制改革呈现由下而上的特点，先建基层机构，后设最高机构，金初地方基层机构的设置能反映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进过程。

另外，中央集权的巩固是统治者掌控财政权力的基础，因此女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斗直接影响财政管理中枢体制的发展走向。

再者，为了应对国家日益复杂的财务事务，金朝财政管理中枢机构也必须随着形势不断调整完善。

女真兴起之初，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国论勃极烈”制度，但尚无专门独立的财政管理官员，财赋收支较为简朴，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财物再分配。例如，在反辽战争期间，宁江州战役后，“以所获赐予宗室长者，按实里馆资产分配给将士”。

斡论泺之战后，“俘获首领及战利品、马匹兵甲宝物众多，皆广泛赏赐官员与将士”。收国二年（1116年），金朝攻占东京州县及南路辽女真地，“颁令废除辽法，减免赋税，设猛安谋克制度，仿照本朝体制管理”。金太祖对新占领地区采取了区别于辽的赋税征收办法，同时实施猛安谋克的民族军事组织形式。

随着女真占领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一政策也逐步调整。天辅六年（1122年），金攻克燕京后，开始采用汉官制度管理该地，显示统治者已开始用汉制治理汉地。之后，金先后灭辽、灭宋，在占领的辽宋地区设立燕京枢密院和伪齐傀儡政权，分别设置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承担理财职责。

在原辽地区，金朝设立了带有辽朝特色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宋人熊克曾称燕山为原辽燕京，北宋收复燕云地区后，于宣和四年（1122年）改燕京为燕山府，金在天会三年（1125年）重新夺回燕京。

由此可见，天会三年至天眷元年期间，金已在原辽地区建立了地方财赋管理机构。值得注意的是，金朝设立的五处地方财赋管理机构整体上依照辽朝“燕京三司、西京转运、中京度支、上京盐铁、东京户部钱铁司”的体制设置。

辽朝并未像宋朝那样设立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的中央机构，五京“计司”、转运使司、钱帛司各自负责一部分经济事务，全国京州财赋由南枢密院统一管理。金朝初期承袭辽制，当时的地方财赋管理机构均归属燕京枢密院统一管辖。

此外，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年），金朝在黄龙府设立钱帛司。黄龙府为实施“女真旧制”的万户路地区，为加强地方财政管理，太宗仿效辽朝理财体制设钱帛司，表明金朝对实施“女真旧制”地区的财政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除了原辽区，金朝还通过刘豫伪齐政权间接统治部分原北宋区域。康鹏指出，金灭宋后沿用宋制，在原北宋境内设立管理七路财政的转运司，分别为河东南路、河东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和陕西路。

关于这些转运司的上级机构，《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四》记载，“冯长宁以淮宁府归降豫，请行‘什一法’，除户部郎中，权侍郎。”伪齐政权设立户部，作为金统治北宋地区最高财政管理机构，统辖下属诸转运司。

熙宗即位时，金朝尚未设立统管全国财政的中央机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金初承袭辽南院旧制，辽代从未建立全国统一的财政总管机构，财权没有像宋朝那样高度集中统一；二是女真宗室贵族长期掌控汉地实际权力，阻碍了中央集权财权的形成。

关于金朝户部构建，《金史·百官志》记载较为系统全面，但未明确所载时期。李锡厚认为，《金史·百官志》所载内容基本为海陵正隆时期官制。但查阅史料发现，熙宗时期户部官制已初步形成。

学界普遍认为《金史》是元代史官根据王鄂《金史稿》修订而成。邱靖嘉根据《百官志·序》中涉及世宗、章宗朝不同时间节点的信息推测，王鄂所据应为金代官方修订的《国史》中的《百官志》。

田晓雷进一步论述《百官志》中六部条的编纂问题，认为其中对海陵以前官制的记载，是元朝史官结合金修《国史》及其他早期官制材料修订而成。

海陵即位后，于正隆元年（1156年）“废除中书门下省，仅设尚书省”。程妮娜指出，海陵进行官制改革后，尚书省下属机构数量未减少，反而六部下属机构有所扩充。《金史·百官志》记载户部职官时，附有小注说明其海陵朝的沿袭情况，例如户部郎中由三员增至五员（天德二年，1150年）。这些注释表明《百官志》记载的是熙宗朝户部官制。

熙宗天眷三年后，金朝财政中枢以户部为核心，但章宗泰和八年时，三司取代户部，成为新的最高财政管理机构。这次设置三司是章宗在去世前实施的重要中央机构改革，背后原因较为复杂，需详细分析。

例如劝农科，农业是古代国家立国之本，土地税为历朝主要财政收入，统治者对此高度重视。张博泉研究指出，金朝实行通检推排和括地等带有掠夺性质的政策，导致大量贫困农户逃亡和土地荒芜。章宗连续推行劝农政策，显示其对农业和土地税极为重视。

因此，劝农科从户部独立出来，成为三司理财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和八年，金朝废除劝农使司，将其职能归并于三司，提升劝农事务的管理层级，期望促进土地税收入增长。

关于盐铁科，金朝禁榷盐铁，盐被视为最重要的榷货品类之一。泰和六年，右丞相内族宗浩与参知政事贾铉曾指出：“国家经费唯赖盐课。”据王德朋研究，自大定十五年（1175年）起，盐课成为金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承安三年（1198年）后，盐税收入达10,774,566贯，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4%以上。

为保障盐课收入，泰和七年（1207年），章宗推行人事课绩制度，将盐业官员的升降与盐课征收成效挂钩。需要指出的是，三司设立后，户部部分组织架构仍保留，职能持续。大安二年（1210年），户部郎中由泰和八年的一员增至两员，通过增加员额促进财务运作，体现统治者对户部理财职能的重视。

面对京师粮价暴涨，户部亦参与决策商议和方案制定。由此可见，自章宗朝起，虽实行三司理财体制，但户部仍参与部分财务事务。贞祐四年，三司体制失效，户部重新成为财政中枢，三司理财则主要以地方行三司形式存在，直到兴定六年被彻底废除。

金朝经历太宗、熙宗两朝的官制改革后，中央政权机构逐步确立唐宋省部制度，户部长期作为国家财政管理中枢。章宗朝则减省户部，设三司理财，形成了以三司为主、户部为辅的特色财政管理体制。

值得强调的是，金朝财政管理中枢机构的设置并非简单照搬前朝制度。从本文对财政中枢体制演变的分析看，统治者根据地方基层实际情况，适时发展中央财政机构。太祖、太宗时期，金朝未形成“大一统”局面，地方财权分散，导致未能设立统一全国财政的中央机构。

熙宗时期，随着统治者成功掌控地方财权，中央才顺势建立户部理财机构。章宗末年，蒙古北部的入侵及内部反抗加剧财政管理难度，章宗减省户部，设立三司理财，试图缓解财政压力。宣宗时期，金朝为加强地方军政管理，广设行省，夺取了部分财政中枢权力，最终裁撤三司，恢复户部理财。

此外，统治者还根据实际财政管理需要，及时调整户部与三司的机构设置，变动官员员额，完善户部各科职能及三司职责。由此可见，金朝财政中枢管理体制并非单向照搬中原传统模式，而是基于实际财政需求不断发展完善，以保障国家财政的稳定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