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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8日，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柏林的电报：苏联红军终于攻克了这座关键城市，纳粹德国被苏联彻底击溃。这一天，斯大林难得能安心入睡，但临睡前，他忽然回想起四年前德国突然发动的侵略——“巴巴罗萨计划”，那个消息让他几乎精神崩溃整整一周。如今，噩梦终于结束，是时候迎接胜利的曙光了。

然而，斯大林当时尚未意识到，苏德战争的惨烈胜利给苏联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将在半个世纪后，彻底撼动并摧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时至今日，人们回顾苏联解体，往往将大部分责任归于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诚然，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苏联解体的进程，但他的上台本身，与二战给苏联造成的后遗症密切相关，而这个后遗症的核心，正是苏德战争中严重的人口断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作为纳粹德国的主要对手，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背后的代价异常惨重。据战后统计，苏联仅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人数就高达1267万，如果将平民伤亡计算在内，苏联的人口损失更是达到惊人的3500万。如此惨重的损失，直接导致1945年苏联的人口只有1941年人口的85%。而在这庞大失踪人口中，伤亡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在前线作战，充当炮灰的年轻男性。

进一步的统计显示，出生于1915年至1925年的苏联男性中，有超过60%在苏德战争中牺牲。尤其是1920年至1923年出生的男性，他们服役的黄金时期恰逢战争初期，伤亡率甚至超过80%。虽然二战刚结束时，这些年轻男性的巨大损失还未在苏联高层引起巨大震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均出生于19世纪，认为192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尚且稚嫩，不适合接班。

然而，随着勃列日涅夫上台，这个由二战造成的“后遗症”逐渐显现。勃列日涅夫出生于1904年，1964年通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60岁的他正值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且信奉“集体领导”，迅速建立起一套稳定的领导班子。与他同辈的还有总理柯西金（1904年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1903年生），以及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1902年生），这批领导人在六十年代依然精力充沛。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末，这些年近八十的领导人开始焦虑起继承人问题。勃列日涅夫猛然发现，由于二战带来的巨大人口损失，出生于1920年代的一代几乎无人在政治上可用。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18年，表面上的稳定对苏联本是好事，但他的超长“在位期”却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他于1982年去世，恰逢苏联领导层最需要新鲜血液却无人可用的尴尬时期。

如果勃列日涅夫早逝，也许1910年代出生的安德罗波夫等人能有更多时间培养接班人；如果晚些去世，193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或许会有合适时机接管大权。但历史无法假设。勃列日涅夫突然辞世后，出生于1914年的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但年近七十的他身体欠佳。仅上任三个月，便因肾衰竭倒下。

1984年2月，执政不到两年的安德罗波夫去世，随后出生于1911年的契尔年科继任。契尔年科年龄更大，健康状况同样堪忧。事实上，接任前两个月，他还因肺病和心血管问题在医院度过。73岁的他，带着多种慢性疾病成为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寿命自然成疑。结果，契尔年科去世得比安德罗波夫还快，1985年3月，仅任职13个月便撒手人寰。

这一年，苏联几乎所有出生于1915年前的高级领导人纷纷离世，庞大的苏联高层出现了无人可用的空白。最终，苏联不得不跳过已几乎消失的1920年代一代，带着无奈选择了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接管风雨飘摇的苏联大权。

戈尔巴乔夫上任时只有54岁，是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书记。与前任截然不同，他并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时，他仅14岁。缺乏战争经历，使他对苏联所面临的威胁认识不够深刻，缺少那种保卫以意识形态立国的苏联的坚定意志。

这一代缺少战争经历的问题并非戈尔巴乔夫一人独有，几乎所有未经历二战的苏联领导人都有同样状况。另一个关键人物叶利钦，同样出生于1931年，这些从未亲历苏联最艰难岁月的人，自然难以珍惜这段历经苦难的政治体制。

部分人如戈尔巴乔夫，关注的是如何在旧体制中攀升至权力巅峰；另一些如叶利钦，则梦想拆除苏联这座“破房子”，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不过，在1985年，后者尚未正式登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打开了那些“枷锁”，释放了这批人的力量。

意外上台后，戈尔巴乔夫惊讶地发现，苏联那已然衰败的领导体系竟然无法限制他的行动。理论上，他几乎拥有“独裁者”般的权力，推行任何改革。可在这种关键时刻，缺乏对苏联政权敬畏的戈尔巴乔夫，一反常态地采取了“过去不允许做的事，我偏要做”的激进策略。

起初，苏联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长期畸形的轻重工业结构导致的民用物资短缺。戈尔巴乔夫却认定经济问题根源在政治，解决经济必须先改革政治。这一思路虽有道理，但错位的改革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力。

戈尔巴乔夫的做法相当粗暴，认为过去的体制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推翻重建。他强力推动苏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禁了过去被禁的书籍、言论和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甚至宣布苏共将与“异见者”直接竞选，试图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他自己也宣布放弃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转而竞选“苏联总统”。

但戈尔巴乔夫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但未能解决苏联当下的困境，反而激活了苏联的真正“死穴”——被压制了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要理解俄罗斯民族主义为何成了苏联的致命伤，首先得明白苏联虽非俄罗斯，但俄罗斯是苏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据苏联总人口60%及70%土地面积的俄罗斯，无疑是苏联的基石。只要俄罗斯愿意维持苏联存在，苏联就不可能解体。然而，苏联的建构，却是以压制俄罗斯人为代价。

历代苏联领导人不断弱化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通过打击东正教及其宗教活动，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精神生活，力图让俄罗斯人完全接受苏联意识形态。在这种体系下，形成了“俄罗斯补贴其他加盟共和国，苏联补贴其他阵营成员”的循环。

当苏联国力强盛时，俄罗斯人对此多无异议，因为这笔补贴最终会反哺俄罗斯，巩固其主导地位。但当苏联陷入困境，一些俄罗斯人开始厌倦做“冤大头”，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这批俄罗斯人推选出自己的领袖——叶利钦。

对于苏联来说，叶利钦无疑是个窃国者；但对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言，他是解放者。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因持不同政见的叶利钦被剥夺领导职务。但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予了叶利钦再度崛起的机会。

被赶出克里姆林宫后，叶利钦继续发展俄罗斯民族主义。1991年6月，他在戈尔巴乔夫新政体下，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掌控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执政后，他的任务非常明确：将俄罗斯从苏联“解救”出来。

1991年8月23日，全球震惊于一幕奇景——俄总统叶利钦公开指责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求停止俄共一切活动。这一事件标志着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彻底被架空，各加盟国领导人实质上成为了真正的“国王”。

从此以后，面对彻底觉醒并掌握实权的“叶利钦们”，再无人能阻挡苏联的最终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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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梅春才，《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人口问题研究》

李岩磊，《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建构研究》

郑异凡，《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制度》

李燕、粟瑞雪，《瓦·伊·茹科夫院士评安德罗波夫及其执政时期》

王润涵、王立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镜鉴》

翁泽仁，《叶利钦、普京与俄罗斯东正教的关系及影响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