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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起，日本的万元纸币上便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作为启蒙日本民智的思想教育家，他的诸多思想在日本广为流传。其中，他提出的“老天爷从未区分上等人和下等人”的观点尤为著名。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日本门阀制度下，他的思想犹如一缕清风，吹散了长期压抑日本民众心灵的阴霾，难怪他受到民众的推崇。

如果仅凭这一核心思想来看，福泽谕吉当得起世界思想启蒙大师的称号。然而，历史的走向让他最终背离了初衷，自打了自己脸。晚年，他积极鼓吹侵华战争，试问为何日本民族会自视为“人上人”，而我们华夏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却被视为“人下人”？他将日本的舰炮战争美化为“文明战争”，妄图用武力让华夏等国“变得文明”。

今天，我们将揭开福泽谕吉那虚伪教育思想家的面纱，细细探寻他如何从一位尊崇汉儒学的学者，逐渐走向鼓动侵华战争的极端道路。

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同时也是日本历史上首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他迎来了人生的辉煌时刻。虽然谢绝了明治政府的招募，一生选择在野，但他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却比任何政治家都深远，甚至左右了整个亚洲的历史进程。虽未亲临战场，但他笔下激起的冤魂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名日本士兵所造成的惨状。

早在140多年前的1875年，福泽谕吉在其著作《文明论概略》中宣称日本已是文明强国，而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则为未开化的落后国家。他基于“弱肉强食”的理论，认为日本完全有权利入侵他国，将“文明”带给他们。

1882年，在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支持下，《时事新报》正式成立。福泽几乎每天笔耕不辍，发表评论，这份报纸的发行量极大，对日本民众思想以及政府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83年，他发表了极尽贬低中国的文章《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向日本民众宣扬“天不生上等人”的理念，却把中国人描绘成愚昧无药可救的下等民族，极尽嘲讽与轻蔑。

1884年，他再度发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和《日本不应被支那所遮蔽》等文章，仅“支那”一词就令十多亿华夏子民愤怒不已。他凭什么如此高高在上地鄙视我们华夏人民，竟公然宣称我们不懂文明？

明治维新大大增强了日本国力，福泽谕吉也放弃了自己曾经坚持的“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的理念，称之为“胡扯”。他的40多篇文章中，频繁鼓吹侵华扩张，后代日本人几乎照单全收，实现了他的侵略主张。福泽谕吉侵华思想的核心著作是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

《脱亚论》极力将日本推向欧洲列强阵营，藐视将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其他邻国相提并论。文中充满侮辱和践踏亚洲邻邦的言辞，强调用西方的方式处理问题，所谓“西方方式”暗含武力征服的意思。

他提出“只有大炮能压倒一切”的“大炮哲学”，宣称“万卷公法不如大炮，亲善条约不如弹药”，这种狂妄论调唯日本独尊，罔顾他国生灵涂炭。

1894年，福泽谕吉接连发表《赶快攻略满洲三省》、《应该直接对支那朝鲜开战》等文章，越来越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无所顾忌。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流氓，怂恿野兽出笼，毫无底线地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吞噬亚洲诸国。

同年8月，他连续发表《旷日持久会上支那人的当》、《直冲北京可也》，劝告日本迅速蹂躏华夏四百余州，加速华夏亡国。这样的流氓学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福泽谕吉以鼓动侵略中国为荣，然而他可知道日本兵在战场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随着时局的推进，他的文章逐渐升级，文化上的流氓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文化流氓。我华夏竟有这样潜伏在幕后的敌人，实在防不胜防。

他以禽兽自居，禽兽打架必欲将对方吞噬殆尽。他的文字浸透着无数中华儿女先辈的鲜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表面道貌岸然、实则伪善无比的敌人。

尽管他对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极尽尊重，也关爱学生，但对那些与自己无关之人却毫无人性，极端自私自利。

他曾评价中日甲午战争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其所谓文明不过是军国主义扩张的借口。一名学者竟如此热衷杀伐无度，令人震惊。

带刀的学者福泽谕吉，文字中的血腥力量刺痛无数华夏人的心灵。为了国家的生存，他甘愿挥舞武士刀，像割草般残害他国生命，无情扩张日本的生存空间。

他的文章紧密配合侵略步伐，提出了诸多侵略计划，朝鲜、台湾、中国东三省无一幸免，几乎一一实现。但这些侵略终究如肥皂泡般绚烂而短暂，最终破裂。

这位用金箔装饰的伪君子，送给他的评价，正如他自己在《劝学篇》中所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鼓吹侵华战争的福泽谕吉出生于一个浓厚的汉学家庭。其名字“谕吉”源自父亲喜获清王朝上谕条例的典籍。

福泽谕吉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家中兄弟姐妹五人。他自幼思想开放，不拘身份地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他不认同因门阀身份，孩子买酱油都要遮面行礼的荒谬规矩，反而配带双刀，招摇过市，毫无忌惮，这一点反倒值得肯定。

他自幼痛恨门阀森严的等级制度，深感身份束缚的痛苦，曾一度想当僧人以逃避身份限制，但最终选择了求学之路。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正确。日本幕府已走向末路，西方民权思想逐渐传入，明治维新曙光初现。

十几岁时的福泽已是小有名气的汉学家，熟读《老子》、《庄子》、《论语》，更是反复研读《左传》达十一遍之多，他的汉学造诣远胜许多国人。可惜，他只学了形而未及神。

他的思想基本仍根植于汉学文化，其言论如“天不生上等人，亦不生下等人”，与华夏传统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异曲同工。

汉文化已深植他骨血，但当他接受西方文化后，却开始贬低汉文化，坚信进化论才是真理，弱肉强食才是生存法则。

21岁时，福泽开始学习“兰学”，即荷兰学问。彼时日本与荷兰关系密切，西学由此入门。福泽具备极强语言天赋，很快成为兰学专家，还创办了“兰塾”。

他的思想转变与日本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强行打开日本闭关大门，签订不平等条约。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趁火打劫，增加通商口岸，欺压日本。

奇怪的是，日本至今仍尊崇这位侵略者佩里，甚至树立他的雕像。他们的哲学就是崇拜强盗，无论对错。

这一事件对福泽影响深远，使他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才是现实生存法则。

1855年，福泽进入适塾学习，师从著名医者绪方洪庵，孜孜不倦，极为尊敬师长。

绪方对福泽关怀备至，甚至在福泽生病时，召集其他医生会诊，可见其用心良苦。或许正因这份师生情谊，福泽后来投身教育事业，爱护学生。

他尊师重教、孝顺父母，皆体现了汉儒文化的传统美德。

1858年，福泽来到江户教授兰学，这里成为他日后创立庆应义塾的发源地。所有侵华言论也多由此处发出。

期间，他接触横滨这个西方通商口岸，日常使用英语，荷兰语渐显无用。于是他迅速转学英语，体现了其适者生存的现实主义。

苦学六个月，英语已有模有样，并获得首次访美机会。1860年回国后，福泽将兰塾转型为英语教学，学生大增，展现出极强的时代适应能力。

这与他的学说相符，善恶是相对的，须结合具体时空环境来判断。

1861年他结婚，同年又赴欧洲深度考察。相比首次访美，这次行程更长达一年，详尽观察欧洲的医院、银行、议会等现代文明设施，并做了详细记录。

1866年，他根据第二次欧洲旅行成果，撰写《西洋事情初编》，对新政府改革影响巨大，为日本民众打开了一扇窥见现代文明的窗口。

1867年福泽再次赴美，深感幕府腐朽、门阀制度不合时宜。归国后大力倡导西学，改革私塾，效仿西方办学体制，改称“庆应义塾”，即今日日本顶尖私立学府之一。

他的教学理念简明：一是以数理和西学为核心，二是培养具有“独立心”的人才，提倡自由、平等与人权思想。

这些理念放在今天依然先进，然而他的侵华理论却完全背离了这些初衷。进化论成了他的利器，文化成了工具，而民族立场让他选择了日本优先。

为求日本的生存与独立，扩张战争成为必然，他将侵华战争视作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

1901年，福泽谕吉因脑溢血逝世。这位褒贬不一的思想家终于沉寂于历史长河之中。

虽未直接策划侵华战争，但他的理论为日本狂热军国主义铺垫了基础。

面对日本，中国人情感复杂：既有国仇家恨，也不得不承认其文化与科技的先进。

究竟应信西方文明，还是坚守华夏国学？日本坚守先辈遗训，奋力奔向西学之路。

我国须两手抓，两手都硬。国学再度兴起，我们仍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

看待福泽谕吉的思想与著作，应取其精华，摒弃糟粕，灵活为我所用，这或许才是正确之道。

例如他倡导的“独立心”，无论经济还是精神层面，皆值得借鉴，能强民强国。但其侵华思想和《脱亚论》必须批判。

西方先进文明固然值得学习，但贬低亚洲文明却绝不可取。福泽谕吉放弃了万物一体的同情心，只为一己一国狭隘利益，注定走向失败。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事实粉碎了其无情的侵略理论。唯有大爱天下者，才配被我们长久铭记。

——《为了独立：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研究》任金金，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

——《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研究》张园晓，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年11月

——《脱亚论》[日]福泽谕吉，林思云译，200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