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是中共的特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奉献。他的入党时间便体现了这一点——那是在1928年，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年，也是我党革命事业陷入低谷、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夺回政治权力的初期阶段。

在国民党期间，郭汝瑰曾是陈诚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是“土木系十三太保”中的一员，具有显赫的军事背景。他毕业于黄埔军校，早年便成为中共的党员。尽管中途因种种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甚至脱党，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汝瑰的一生堪称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见证并洞悉了国民党军队的腐化堕落。尽管对国民党及其内部腐败深感失望，但他仍对其中的两位人物充满了敬意——他们分别代表着国民党军中的一文一武。

国民党中不乏有勇有谋的将领，尤其是在北伐和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国民党将领在正面战场上英勇作战，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立下赫赫战功，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战斗历史。然而，随着历史进入解放战争阶段，许多曾经的民族英雄，或是因忠诚于蒋介石，或因受限于自身的阶级立场，纷纷投身于与人民解放军的对抗。结果，这些曾经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篇章的英雄人物，最终随着历史的车轮倒退，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张治中将军，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因其始终坚持爱国和平的立场，最终被誉为“和平将军”。他的军事生涯遍布大江南北，纵横战场，但最值得赞赏的，是他从未站在我党对立面，从未成为与人民为敌的角色。这种对和平的坚持，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时，体现得尤为鲜明。那时，张治中依然将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祉放在第一位。

然而，郭汝瑰初见张治中时，并未对他抱有好感。原因在于，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时期便与蒋介石紧密相依，得到了蒋的高度信任，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郭汝瑰认为，张治中只是通过巧妙的手段，依靠一味的奉承和取悦蒋介石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因此，起初郭汝瑰对张治中并不认同，甚至心生轻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汝瑰逐渐从与张治中的接触中看出了他的真实面貌。尤其是在抗日胜利后，当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并未随大流，而是继续呼吁和平，尽力避免内战的爆发。他为东北地区争取喘息之机，尽量避免了美国和苏联的进一步干涉和压迫。郭汝瑰逐渐看到了张治中作为一位军人的深沉与智慧，逐渐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

然而，张治中在国共重庆谈判中的表现，却也让郭汝瑰心生遗憾。尽管张治中一心主张和平，尽力促成国共和解，但他在面对国民党不断修改已定的谈判成果时，依然选择了妥协，而未能坚守对人民利益的捍卫。这让郭汝瑰十分失望，尽管他理解张治中的困难，但也为张将军缺乏决断力而感到惋惜。

尽管如此，当国民党最终败退台湾，张治中作出了与许多战友不同的选择——他没有跟随蒋介石一起离开，而是决定留在大陆，站在人民这一边。这一举动，体现了他最终的坚守和对国家、人民的忠诚。中共也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张治中，给予了他妥善的安置，并为他后来的工作提供了支持。张治中后来在新疆的解放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晚年，他曾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一生的付出和努力。

与张治中相比，傅作义将军的军事生涯更为低调，但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后期，傅作义始终活跃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舞台上。尽管他似乎没有张治中那样显赫的战功，但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不朽的贡献。最令郭汝瑰敬佩的，是傅作义在解放战争后期的起义行动，他率领部队和平起义，为我人民军队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支持。特别是在北平解放时，傅作义毫不犹豫地选择投诚，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的大战，和平地交还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北平，作为中国历史的文化中心，承载了八百年的历史沉淀。傅作义将军的举动，使得这座城市未经历战火的摧残，保存了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这一贡献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更加珍贵。故宫、颐和园、雍和宫等古建筑，今天依然矗立在北京的街头，讲述着过去的辉煌。

因此，郭汝瑰对于傅作义将军的敬重，源自于他对民族大义和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傅作义不仅仅是一个武将，更是一个具有远见和宽广胸怀的民族英雄。他的选择，彰显了他作为一位大将的智慧和责任心。

郭汝瑰，作为我们革命的先辈，他在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岁月里，锤炼了非凡的眼光和识人之能。他所推崇的张治中、傅作义两位国民党将领，最终都选择了与人民站在一起，支持新中国的建设。张治中、傅作义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作，也为祖国的崛起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今天，我们享有的和平与安宁，正是无数先辈为此付出的鲜血与汗水的结果，也离不开那些曾经选择站在人民一边的国民党先进分子的英勇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