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肩负着“为国守史”的神圣使命。为全面真实留存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我国持续推进档案资源建设，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我国档案资源具有历史记录连续性、生成主体多元性、载体形态丰富性、民族构成多样性等特点，对中华文明史、“四史”、社会史、行业史及民族史等领域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历史经验值得高度肯定与深入总结。

丁华东，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昭娴，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

档案作为原始的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书写存在着天然的关系。《公羊传注》载孔子得“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也曾“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近代以来，甲骨档案、汉晋简牍、敦煌经卷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每一次重大档案史料的发现，都曾令史学界震撼，陈寅恪为此感慨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历史学家对档案历史价值有着更充分的论述，如翦伯赞认为“过去的历史是根据档案写的，而今后的历史还是要根据档案来写”，郑天挺也指出“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此类论述不胜枚举。档案不仅是历史研究的直接资料（“档案史料”）和宝贵资源，更是对党和国家真实历史面貌的全面、深刻的反映。“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是当代档案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从历史角度看，档案资源留存、累积和资源体系建设即“为国守史”的时代伟业。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为记录国家建设和社会变化，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目标方向不断伸展，大致经历了档案接管接收——丰富馆藏——优化馆藏——资源整合——体系建设五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档案接管接收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

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是从对历史档案的接管、接收、收集、抢救开始的。一是成立档案机构，收集和集中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旧政权档案。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故宫博物院档案馆（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称“二史馆”），东北图书馆档案部（1960年成立东北档案馆，1970年馆藏分别划归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档案馆）相继成立，接管并陆续收集全国各地大量明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伪满洲国等时期的档案。至1951年5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收藏明清档案500多万件，南京史料整理处接收移交档案七八十万卷。二是颁布《关于收集党的历史档案的通知》《关于中央局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关于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等文件，整理并集中革命历史档案和新中国成立后撤销机关档案。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后，大区一级党政机关的全部档案均完整地移交进馆。经过近十年的接管接收，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旧政权档案、革命历史档案、撤销机关档案基本上得以妥善留存和保管。

（二）丰富馆藏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

（三）优化馆藏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末）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给档案馆开放利用带来空前活力，也促使档案馆在丰富馆藏档案资源的基础上，更加注意馆藏结构优化，以更好地满足史学研究和社会建设需求。1986年，国家档案局发布《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提出档案馆应注重收集一切具有历史凭证作用和科学研究价值的各种门类、各种载体形态的档案，“建立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馆藏体系”。在此政策引导下，各级档案馆改变单纯接受机关行政档案的做法，拓宽档案资源的收集范围，注重接收社团组织、知名人士等其他社会主体形成的档案，以及科技档案、专门档案、声像档案等不同领域不同载体的档案进馆，优化档案资源馆藏结构，打造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馆藏资源。

（四）资源整合阶段（21世纪初）

2001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国家档案资源建设，要求打破档案资源分散保管、结构同质的现状，理顺国家档案资源流向与归属，促进综合档案馆、档案室资源融合，发挥档案资源共建共享优势。广东省顺德市将城建档案室、房地产档案室纳入综合档案馆，率先尝试“三档合一”的档案资源整合模式；安徽和县档案馆强化档案部门在档案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县房产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等多家部门档案资源的实体整合，优化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同时，面对各档案保管机构数字化资源激增，档案资源实体整合更多向数字档案资源整合融合发展。

（五）体系建设阶段（2007年至今）

2007年底，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档发〔2007〕12号），首次提出“档案资源体系”概念，明确“要努力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确保民生档案齐全完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将“档案资源体系”列入国家档案事业发展五年规划，标志着中国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全面实施。《“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全面记录经济社会发展”，使“档案资源覆盖面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结构更加优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更加明显”。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标志着我国档案资源建设进入新时代，也为中国特色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提供了强劲动力和行动指南。

二、我国档案资源的藏存分布与总体特点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档案资源保存分布广，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镇（社区）、村落、家庭等不同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同程度藏存档案。根据档案资源藏存的主要机构和分布维度，可以从五个方面概括和反映我国档案资源构成分布的整体景观。

（一）各级各类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源

我国档案馆可大致分为国家综合档案馆、部门档案馆、专门档案馆以及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等。截至2023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档案馆4174个，构成一个纵横交错、兼收并蓄的档案馆结构和馆藏体系。

部门档案馆与专门档案馆，是集中收集和管理中央或地方行业部门所形成的档案或某一专门领域、特定载体形态的档案机构。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国家部门档案馆101个、专门档案馆259个。前者如外交部档案馆，总馆藏量达42万卷（件）以上，真实地记载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活动，其中馆藏《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手稿）》，两份档案收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后者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抗战时期革命历史档案共涉及44个全宗、2100余卷，另有抗战时期的照片、报纸、杂志、军战史资料等10万余件。

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企业档案馆128个，省、部属事业单位档案馆384个。前者如国家电网档案馆馆藏38万卷，完整保存了1955年电力工业部成立以来的文书档案。后者如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收藏各类档案50余万卷、光盘40余万张及其他载体重要资料；南京大学档案馆存有与拉贝、南京大屠杀和国际安全区有关的珍贵档案，包括拉贝日记复制件800多页，有关史料、照片1000多件（张），50多项录像。

（二）各类档案室所藏档案资源

档案室在我国各级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内部及城乡基层社区均普遍设立，如同一条条纽带和“神经末梢”，将本单位文档工作与档案馆有机衔接起来，是中国特色档案事业体系和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单位（机构）性质不同，档案室收藏资源各有差别。其中机关档案室在全国数量最多，设置也最为普遍，主要负责收集保管本机关形成的党、政、工、团等方面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室，一般在工厂、设计院、研究院所等单位设立，重点保管科技档案和科技资料；声像档案室一般在广播、影视、新闻单位设立，保存影片、照片、录音带、节目视频等影像或声像资料；其他如各级法院设置的档案室，诉讼档案占比较大，主要包括审判过程中依法形成的笔录、调查取证材料、判决书、调解书等；房屋产权管理中心设置的档案室，保存房产登记档案等。各档案室所藏档案资源数量、类别与单位历史、工作内容密切相关，存量不等。一些单位档案室随着机构职能增多，档案数量增长，也逐步改建档案馆，如高校档案馆、乡镇档案馆等。

（三）社会机构所藏档案资源

社会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研单位等社会文化事业单位，将档案资源作为特色馆（室）藏或研究对象，保存有大量档案资源。如上海图书馆收藏有盛宣怀档案15万余件，包括日记、文稿、信札、账册、合同等；另收藏家谱文献近11万种，古籍善本、抄本、刻本等13万余种。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有老舍所著《四世同堂》手稿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有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其中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手稿、民间音乐家阿炳6首乐曲原始录音等最为珍贵。大量档案也散存在民间团体、行业协会手中。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自20世纪初，大规模实施跨省区的唐卡文化普查建档工作，成立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中心，搜集和整理了大量中国唐卡文化档案，成果之一的《德格卷》藏汉文档案兼顾并重，是研究藏汉贸易及民族大融合的珍贵档案文献。

（四）家庭及个人所藏档案资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及个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并保存大量档案，如家庭健康档案、收支记录、家谱、族谱等；个人往来信函、日记、书稿、证书、照片、录音、录像等。徽州文书（又称徽州契约文书、徽州历史档案）是古代徽州一府六县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遗存的家庭/家族历史文书档案，包括地契、收租簿、归户清册、鱼鳞图册、信札、家谱、族谱、宗祠簿、会簿等，多保留在家庭和个人手中，后逐步为公私机构收藏，其数量不少于30万件。又如侨批档案，发源、流传、收藏于民间，涉及家庭事务及侨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与融合，是研究海外华人的迁徙史、融合史、奋斗史、发展史非常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被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誉为“海邦剩馥”，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五）流散海外的档案资源

近代以来，由于殖民掠夺和文化入侵，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历史档案流散海外。如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礼部和理藩院所藏200多年的重要档案被侵略者劫走；皇史宬收藏的实录、圣训等皇家档案被劫走50函，计235卷。再如，敦煌经卷文书被发现后，被英、法、俄、日等国文物贩子大肆抢夺，其中大英博物馆藏1.3万件；西夏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90%收藏在俄罗斯。对于流失海外的历史档案资源，近年来各级国家档案馆和历史文化机构开始通过复制、购买、交换等方式进行收集，学术界也逐渐展开流失海外档案追索研究。

我国档案资源历史遗存深厚，数量巨丰，从整体看具有历史记录连续性、生成主体多元性、载体形态丰富性及民族构成多样性等特征，体现出我国档案资源的珍贵性。

一是历史记录连续性。自人类发明并使用文字等符号记载事物、表达意图、交流思想、办理事务开始，档案就作为社会活动的“副产品”“衍生物”，与国家和社会活动相始终。从我国文献记载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档案、青铜铭文档案，秦汉魏晋时代的石刻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魏晋后出现的纸质档案，近代出现的声像音像档案，再到当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数字档案，既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绵延链”，也是档案历史记录的连续性体现。各时代档案较为全面完整地记录各王朝、各时期的历史活动和历史特征，如殷商甲骨档案涉及商朝王令、臣仆、征战、渔猎、天象等多方面情况，是研究殷商信史的直接史料；明清内阁大库中的盛京旧档和清档，全面记录了清入关前及顺治至宣统各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状况，内容连续，是研究满族和清史的重要史料。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归档制度，完整有序地记录留存了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繁荣富强现代化新中国的历史艰辛和丰功伟业。各时代档案资源是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脚印”和文化基因，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历时绵长，脉络清晰。

二是生成主体多元性。档案作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其形成主体既有官方机构，也有民间组织、家庭和个人；既有帝王官宦、社会精英，也有普通百姓；既有华夏中心族群，也有周边少数民族族群。现存元代西藏官方档案是元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来往的重要文件，以及元代中央政府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的重要文件，反映了西藏自13世纪归入中国版图这一历史事实。石仓契约、清水江文书、徽州文书等档案生成主体多为普通民众，是勾勒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实态、展现传统古村落文明的基本文献。

四是民族构成多样性。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记忆，折射到档案资源上，就成为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象和表征。其中，典型的民族历史档案目前报道比较多的有纳西族东巴古籍文献、西藏藏文档案、满文老档、满文木牌、西夏文书、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新疆老维文档案、水族文书等。在一史馆馆藏档案中，汉文档案约占80％，满文档案约占20％，蒙文档案5万多件（册），还有少量其他民族文字的档案。在目前中国56个民族中，除汉族外，有24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些民族文字包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苗文、彝文、壮文、布依文、朝鲜文、满文、侗文、瑶文、白文、哈尼文、哈萨克文、傣文、傈僳文、佤文、拉祜文、水书、东巴文与哥巴文、景颇文与载瓦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独龙文），其他民族使用汉语（字）。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都会形成具有独特形式和内容的民族档案资源，在展现各民族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共同汇聚构成辉煌璀璨的中华文明。

三、我国档案资源的历史价值

档案的历史价值，是从“史料”角度突出档案对历史研究或历史原貌（真相）还原的价值，是档案学传统范式——档案史料整理理论的思想根基。从档案史料所涉及的史学研究领域看，我国档案资源的历史（研究）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明史研究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文明史称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档案作为中华文明的记录和反映，始终与国家、文字相生相伴，蕴含着中华文明的记忆基因，是历史和文明发展的有力证据。“档案的产生是文明形成和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历史档案是研究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就其连续性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就是汉字的流传。中华文明早期的甲骨档案、金石档案、简牍档案，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各朝代、各民族的文字记录，以及现当代形成的各种类型档案，见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未曾断裂的文明发展和演化。就其包容性看，敦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形成并留存下来的敦煌经卷文书，包括军政文书档案、农业档案、会计档案、户籍名籍档案、宗教档案、方志档案、教学档案、司法诉讼档案、手工业档案、自然科技档案、文学艺术档案、体育项目档案等，独具特色，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融会东西的典范。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和丰富个性都融会在历史档案中。

（二）“四史”研究价值

“四史”是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概称。如何书写好“四史”，开拓研究新领域，是新时代史学研究的重大命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指出：“党史工作队伍要广泛地查阅和占有有关党史的档案资料和新史料。”可以说档案史料是“四史”研究和书写的“木之本”“水之源”。

改革开放史40多年，新中国史70多年，中国共产党历史10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500多年，需要我们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历史经验。档案作为原始记录，见证了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巨大。如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有关我党成立前期准备、成立、发展等系列档案文献，是我党发展历程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见证。党史大家胡乔木曾写过，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保存的一大档案遗失，使得与中共一大有关的历史成谜。直到1957年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党中央，经已发现的其他档案、资料佐证，最终确定这批档案是有关中共一大情况最原始、最真实的档案材料，才基本还原了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时期的面貌，是研究党史的珍贵历史遗产。

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和公私机构所藏革命历史档案、新中国档案，都与“四史”相关，是“四史”的反映。如中央档案馆所藏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有关的档案，涉及参加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会议组织法及共同纲领的起草、国旗国徽国歌等重要事项，是研究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事件的宝贵史料；所藏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档案约300余件，包括会议议程、手稿提纲、文件历次稿、小组讨论发言记录、会议公报等内容，全面记录三中全会的真实面貌，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时刻。可以说，中央档案馆就是“四史”研究的“大本营”。

（三）社会史研究价值

社会史研究关注生产方式之外的生活方式的演变、经济生活之外的文化生活、特定的地理空间及带有浓重田野调查色彩的历史人类学等，研究焦点由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转向普通民众和下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是当代史学研究新领域乃至新范式。

行龙指出：“当代民间文献史料（包括文件、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等），因其反映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我国留存有丰富的民间历史档案资源，如《清漾毛氏族谱》《吴氏西宅宗谱》《施氏家谱》等众多被机构收藏或散存于民间的家谱档案，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宗族姓氏源流、房支、迁徙、家规族训、土地赋税等内容的原始记录，体现出家庭结构、亲属结构、家学家风、宗亲关系与社会生活等基本情况，无疑是研究家族史、宗族史最真实可靠的档案史料。如清水江文书，是遗存于贵州省黔东南州清水江流域的民间文书，现收藏于锦屏县档案馆、黎平县档案馆、贵州大学等档案机构、学术机构及村落、家庭，预估总量达30万—50万份，以山林和田土买卖、租佃契约为主，还包括分家合同、碑铭、家规族谱、乡规民约等，由当地乡民世代使用、珍藏、传承，具有极强的归户性，对研究区域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机构注重基层档案史料建设，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已搜集到遍及山西几十个县（市）范围的200余个村庄档案资料，内容包括各类账册、公务文书、阶级成分登记表、判决书、悔过书、契约及个人日记、笔记等，总量达千万件以上；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当代史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也都有相关档案史料搜集的报道，体现出档案在社会史研究中已广受重视。

（四）行业史研究价值

近代以降，机器大工业发展促使中国诞生和演变出众多新兴行业，如轮船航运业、铁路运输业、机器采矿业、橡胶业、旅栈业、纺织业、印刷业等，众多新兴行业的出现以及彼此间的交互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行业发展迎来千年剧变，各个行业均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历史演化，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档案记录和反映了每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为行业史开拓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档案史料支撑。从行业经济看，如苏州丝绸档案含有清代苏州丝织行业契约档案以及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企业会计凭证档案等不同时代的档案，可以探索近代以来丝绸行业发展变化、演进趋势及对社会民众的影响（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从行业组织与行业制度看，如上海商会档案（初步估计约有500万字［37］）反映出在重大政治、经济和外交斗争中上海资产阶级的态度及其所采取的对策，折射出行业组织在近代市场进化中的功能地位。在中国历史整体中，行业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特定领域和神经系统，将行业史置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丰富“筋脉”。

（五）民族史研究价值

“研究民族历史，单靠正史远远不够，大量的档案史料……是对正史的极好补充。”搜集各种少数民族的档案史料，对于勾画中华民族演进发展更全面更丰富的历史图景意义重大。

历史长河中，因战乱纷扰、农业生产需要等原因，大规模民族迁徙络绎不绝。迁徙民族带着自己的风俗与文化，与迁徙地居民固有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形成更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尤其是藏族、蒙古族、满族、彝族、傣族、纳西族等拥有文字的民族，其用本民族文字直接书写的文献数量可观，具有原始记录性，是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集中体现。如东巴古籍文献是纳西族祭司“东巴”在宗教活动中用东巴文写下的大量经卷和文献，被誉为“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目前国内外共收藏有30000余卷（丽江地区存有20000余卷，国外收藏10000余卷），内容包括宗教活动、历史传说、账目、诗歌、地理、医药等，其中著名的《崇搬图》（译为《创世纪》）是记载人类起源最详尽的诗典，记录了纳西族先民迁徙、创世立业、游牧生活、刀耕火种、繁衍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又如将青藏高原的藏族档案与北方游牧区的蒙古族档案、西北地区维吾尔族档案与西南地区彝族档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中求同存异、不断融合的过程，有助于探讨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规律。

四、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档案资源建设从分散到集中，从重点保存机关文书档案到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档案并重，从注重单一档案馆丰富馆藏到国家整体性系统性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不断推进，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资源建设之路，政策、法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其建设经验值得高度肯定和深入总结。

（一）明确档案的国家历史财富性质

档案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记录，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物态结晶。如果说一个机关、一个人物的档案，反映其形成者各个时期的各种活动，那么，整个国家的档案，就反映了从古至今，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是“从个人、机关到整个国家，经过长期日积月累而荟萃起来的，所以档案成为历史和知识的宝库”，也是国家的历史财富或历史文化财富。

对档案作为国家历史财富这一性质的认知，既是中国传统档案史料学范式的延续，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档案历史（文化）属性和档案历史价值认识的体现。早在建党前期，毛泽东在一则布告中就提出：“作学友会纪事录，所以志现在之情形，留后日之稽考。积之既久，由简臻繁，本会历史之所存。”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国家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都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书材料，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该《决定》对档案的性质定位，“摆脱了从狭小的机关观念去认识档案和档案工作所受到的思想限制”，为确立档案的国家最终所有权，建立“国家档案全宗”，“集中统一地管理国家档案”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时代在变化，对档案属性和价值认知在不断拓展，但对档案作为国家历史（文化）财富的认识仍是其底色，不断推进档案、档案工作担负起“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神圣事业，也推动着档案资源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二）建立党管档案工作领导体制

档案既是政治斗争、阶级统治、国家管理的产物和反映，也是“政治之工具”，“资政”“存史”“育人”历来被视为档案或档案工作的三大基本功能，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档案工作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不仅注重档案在对敌斗争中的政治作用，更是从无产阶级党性高度不断强化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1959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指出“把党的档案工作和政府的档案工作统一起来是完全必要的”，并强调“在档案工作统一管理之后，各级档案管理机关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通知》不仅明确党政档案和档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也是从制度上确立了“由党委直接领导档案工作的体制”，从此，全国档案事业管理便完全集中起来，实行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体制，这是“一件带根本性、长期起作用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管理体制虽多次调整，但党政档案和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实行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体制不仅没有改变，还不断加强。2020年新修订《档案法》第三条即明确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为党管档案领导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党管档案领导体制是“我国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区别于世界各国的显著特点之一”，既是档案和档案工作“党性”要求的高度体现，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档案资源体系的政治基础和行动导航，为档案资源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制度和条件保障。

（三）确立集中统一管理的基本原则

与党管档案领导体制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即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完整有序的档案工作组织体系和档案保管体系，并将“集中统一管理”作为档案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落实到档案工作的各项具体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建立完整、统一的管理原则和工作体系，党和国家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实施《公文处理暂行办法》，提出“机关档案以集中管理为原则”；1954年《国家档案局组织简则》明确国家档案局“统一管理国家档案工作”；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将“集中统一地管理国家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作为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1987年《档案法》颁布，将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调整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是“从我国几十年建立和建设档案事业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升华起来的一种理性认识，具有普遍的、理论的意义”，既是我国档案工作体系的组织原则和指导思想，也是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原则的时代发展，为构建国家规模的档案资源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

档案（资源）集中统一管理不是简单地将档案集中到一起管理，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不同层次有不同要求，包括：机关内部形成的档案实施集中统一管理，按照机关活动规律和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组建档案类别或档案全宗，确保机关内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国家档案按规定分别由各级、各类档案保管机构集中管理，形成全国档案馆网络和档案资源体系；国家和地方各级档案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或本行政区域的档案事务进行统筹规划、组织协同、指导监督，确保档案资源建设务实高效。

（四）形成完善的档案归档移交制度

为实现对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确保档案的完整和安全，党和国家在总结文书工作、档案工作历史与现实经验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档案归档制度和档案移交制度。

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以建立统一的归档制度”，要求各个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把承办完毕的文件集中起来立卷，统一归档，无论是机关负责人还是每个具体办事人员，都不得私自保存或销毁文件。改革开放后，随着形势发展，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法规、制度、标准，强化各类文件归档：2000年，国家档案局颁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2000），指导新时期文书归档工作；2006年后，又相继发布《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8号令）、《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9号令）、《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10号令），要求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档案资源做到“应归尽归、应收尽收”。如我国文书学专家松世勤所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够从上到下建立统一的归档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档案工作制度的优越性。”

与档案归档制度相配套，党和国家也明确规定了档案的移交制度，《档案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档案归档和移交制度的建立健全，明确了档案形成及保管责任，也规范了档案流向，是落实党管档案领导体制、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原则的制度机制，在数字化时代仍在持续完善。

（五）坚持多元化档案资源建设思路

梁启超曾言：“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不至枉施也。”21世纪以来，档案界对档案认知不断深化，资源收集思路不断拓宽，推动档案资源构成和体系建设更加立体多元。

其一，从社会记忆视角，主动收集社会变迁资料。自2002年青岛市档案局（馆）率先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以后，浙江、福建、上海、重庆、广东、山西、天津等省市也相继开展城市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影像记忆工程、数字记忆工程，或主动拍摄反映城市面貌和变化的影像记录，或开展方言语音资料库建设、口述历史档案采集、重点项目建设档案建档等，留存社会记忆，反映社会变迁。《“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反映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创造的伟大奇迹。国家及地方各类记忆工程的推进，必将为历史研究留存更多鲜活的反映社会变迁的资料。

其二，从服务民生视角，主动布局民生领域建档。2007年，国家档案局在《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在此《意见》指导下，国家档案局先后两批发布“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涉及人事、民生、政务、经济、文化五个领域的100种专业档案，“初步形成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的设定和归档实施，进一步扩充了档案归档范围和领域，因其涉及民生服务全领域，必将为今后社会史、专业史、生活史研究提供真实且丰富的资料宝藏。

其三，从数字转型视角，主动谋划数字档案资源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社会数字化汹涌浪潮和历史变革，国家档案部门积极应战，主动谋划，全力推动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接收、重要数字信息采集等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十三五”规划强调“全面推进档案资源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利用网络化”。围绕数字档案资源管理和资源建设，我国已出台一系列配套的标准、制度和办法，初步实现对数字档案资源的有效管控。数字转型带来档案资源形态的转变，为史学研究提供新的史料来源和史料样态，或许也正在引发史学领域的新变革。

明代内阁大学士丘濬上疏修建皇史宬时说，“人君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但守护历史或“为国守史”仍是档案工作的神圣使命，这是档案的价值所在，也是档案的历史荣光。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