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成化年间，浦阳江下游的改道工程在知府戴琥的主导下完成，河道从原本的南流改为北流，最终流入钱塘江，这一变迁至今依然存在。这一改变不仅重新塑造了江河的水流走向，也对整个浙江东部的水利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一时期，萧山、山阴、会稽、诸暨等地之间的水利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河道改道，地方的态度和互动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中下游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

与南宋时期萧山和绍兴对开汇的强烈反对态度相比，到了明万历年间，萧山与绍兴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矛盾明显减轻。虽然历史文献中并未详细记录具体原因，但从一些侧面材料和后续事件可以推测出，浦阳江改道后，原本流经萧绍平原的水流不再影响下游地区，这为中下游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契机。此时，诸暨和萧山两县成为了主要的关注点。由于河道改道的影响，诸暨与山阴、会稽之间的水利冲突逐渐缓解，尤其是对开汇问题的态度也变得更为宽松。

举个例子，蒋村汇直线化的工程便体现了这种变化。蒋村汇位于山阴县管辖范围内，按理来说，诸暨县若要进行改道，必须先向山阴县购买土地，而此举并未遭到山阴的强烈反对，反而顺利完成了土地购买，工程也得以顺利推进。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开通的河道和旧河道之间，诸暨县不仅得到了新的土地资源，还避免了与山阴县的土地争议。此外，万历年间，诸暨的刘光复在多个地区成功完成裁弯工程，这也是因为地方之间的水利矛盾有所缓解。相比南宋时期，诸暨在万历年间成功开汇的实例，尤其是蒋村汇的改道，充分表明了萧山、山阴等地态度的显著转变。

中游诸暨的开汇需求日益迫切

到了明万历时期，诸暨地区的水患愈加严重，民众深受困扰。尤其是像白塔湖这样的大湖，每逢春夏季节连绵的梅雨时节，水位上涨严重，百姓的房屋和农田时常被淹没。明代的陶望龄在其记载中提到：“诸暨疾苦无甚于水”，表明当时水灾已经成为了当地最为严重的民生问题。

特别是在刘光复担任县令期间，诸暨地区的民众不断上书要求治理水患，提出了开汇的诉求。比如白塔湖一带，尽管这里的农田广阔，水域丰富，但由于地势低洼，水流汇集容易导致堤坝崩塌，水灾不断。为了纪念刘光复的治理成果，当地百姓甚至联名上书，请求为其立碑，以铭记其治水功绩。

水灾频发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于潮汐作用和洪水频繁的交替所致，诸暨民众迫切希望通过开汇来排水泄洪，缓解日益严峻的水患。刘光复在巡视江岸时，察觉到黄沙汇和蒋村汇的河道堵塞严重，他认为开辟新的河道不仅能解决当前的水患问题，还能改善上游和下游之间的水流平衡。他鼓励百姓参与开汇，以期达到治水的目的，这也让诸暨地区对开汇的需求愈加迫切。

矛盾缓解的背后：各方利益的博弈

明万历年间中下游地区对开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表面上是由于水患和灾难的迫切需求，实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对于下游的萧山来说，洪灾的减轻是最大受益。由于浦阳江改道，萧山地区不再受到江潮的严重侵袭，水灾的频次明显减少。与此同时，山阴和会稽两县也摆脱了与浦阳江直接相关的洪水威胁，因此他们对开汇的态度明显宽松。

对于中游的诸暨来说，洪灾的加剧则使得开汇成为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自明天顺年间以来，诸暨的水灾次数增加，且水灾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尤其是洪水与潮汐的共同作用，使得诸暨成为了潮区，原本的湖田生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水利设施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灾情。

浓缩历史：水灾与开汇的深层次矛盾

绍兴地区由于河道治理得当，内涝问题有所缓解，水灾频率相对较低，尤其是在修筑了海塘和闸堰后，萧绍平原的水灾问题基本得到了遏制。这一地区的治水效果也可以从宋明两代的对比中看到，水灾的次数明显减少，尤其是西小江的治理为绍兴提供了稳定的水环境。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暨。浦阳江下游改道之后，诸暨不仅水域面积锐减，湖泊也逐渐被开垦为农田，导致水的调节能力显著下降。由于过度开发，湖泊的蓄水功能丧失，原本用于防洪的江堤和排水设施也遭到破坏。每逢久雨，水患泛滥；而久旱时，则干旱成灾。许多原本的湖泊和水域都转变为田地，昔日的湖田已经不复存在，土地过度开发导致水利功能严重退化，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总的来说，浦阳江改道引发了中下游地区水利局势的剧烈变化，特别是在诸暨地区，水灾的频繁程度与萧绍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诸暨的水灾频率明显高于绍兴和萧山，且与海塘和潮汐相关的水灾更为严重。虽然各地的开汇争议表面上看是地区间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各地为了自己的水利安全进行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