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代后期地方独立化倾向的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来展开，尤其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分析。虽然已有诸多学者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唐代地方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但从军事的角度切入，分析唐代藩镇独立化的根源，显得尤为重要。唐代的军事制度演变，无论是军队性质的变化，还是军事体制的转型，都与地方藩镇的独立化趋势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它们是导致这一倾向的直接原因。

唐代前期的兵役制度以府兵和兵募制度为主，特别是以义务征点为特点。这两种兵制均由朝廷直接管理，属于中央军队。府兵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而征行、镇戍等任务也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通常情况下，边境执行征行任务的主力是由州县按照户籍征召的兵募，府兵则在重要时刻与兵募混合组成野战军队，虽然府兵的参战人数并不多，但其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常常被视为国家的战略预备军。例如，在唐高宗时期，李靖带领的军队成功击败了突厥，但参与实战的府兵只有区区两百骑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学者菊池英夫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府兵应被视为“预备役”。同时，唐长孺和孙继民两位学者也认为府兵并非职业军人，府兵“耕耘三季，治武一季”，他们是由国家均田制下的农民担任的常备兵。而兵募则不同，最初是应对边地紧急军事需求所设，其服役期通常只有三四年。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兵募逐渐转变为长期驻守边防的军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并非职业兵，服役期间是军人，退役后则恢复为普通百姓。

相较于兵募，府兵需自备兵器、粮草，而兵募则需要自备部分装备，其他部分由国家负担。这种兵役制度的顺利推行，得益于当时均田制度的支持。然而，到了唐中期，随着均田制的逐步崩溃，府兵的生活逐渐困苦，许多府兵因贫困而逃亡，致使原本依赖义务征召的兵制面临崩溃。

唐代初期，担任府兵的农民通常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包括勋阶、赐田甚至官职等社会地位的提升，这让他们在社会中受到了较高的尊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武则天时期，军队获勋的人员数量急剧增加，国家无法再提供足够的土地和奖励。最终，许多获得功勋的士兵仍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反而逐渐下降，甚至被视为低贱的存在。那些曾经为帝王卫戍的府兵，到了后期变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府兵制度的社会基础因此被逐步削弱。

与此同时，兵募制度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战争的长期化使得兵募的定期轮换制度难以继续实施，导致大量百姓被强行征召为兵。富家子弟通过贿赂逃避兵役，而贫困家庭的子女则被迫从军。这些贫弱的士兵，装备简陋、粮草供应不及时，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史籍中也有大量记载，描述百姓为了逃避兵役而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有的人通过自残或装疯来避免服兵役。新疆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的《武周智通拟判康随风诈疯疾避军役等事》记载了一位名为康随风的人诈称疯疾逃避兵役，这表明当时兵募制度在百姓心中早已失去了应有的威信。

尽管地方政府采取了“枷锁推禁”等强制手段来维持兵募制度，但根本上并没有解决这一制度的深层问题。更严重的是，逃亡的士兵与流民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人成为了盗匪，威胁社会稳定。唐朝朝廷甚至不得不承认，因兵募逃亡问题严重，若遇敌情，朝廷的应对将变得异常艰难。种种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唐王朝的军事基础，朝廷最终不得不对兵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开元十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提出广泛招募壮士充实京师的卫军，并设立优待政策，严厉打击逃兵。通过这一改革，唐朝成功解决了开元天宝时期兵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消除了流民对社会的潜在威胁，达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此后，唐朝的府兵与兵募制度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标志着唐代兵制的一次重大转型。

早期的健儿（安史之乱前）并非完全职业化，其服役年限有限，通常根据地方乡里户籍进行招募，节度使派遣地方官员挑选适龄男子，给予一定奖励，吸引其自愿参军。政府承诺为健儿提供优厚待遇，包括土地、房屋和税收减免等。然而，尽管健儿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由于驻守边疆的艰苦条件，许多健儿依然选择逃避军役。敦煌文书中就有相关记载，描述了逃避兵役的健儿被军队追捕的情形。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健儿的招募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普通丁壮的从军意愿大幅上升，原因在于封建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民众生活困苦、赋税沉重，使得从军成为了一条出路。安史之乱后的健儿多由贫困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他们成为了唐代职业化军队的主体。与早期不同，安史后招募的健儿脱离了生产，成为了专职的职业军人，长期服役，政府提供生活保障，称之为“官健”。他们的存在标志着唐代军队逐步转向职业化、常备化的雇佣军模式。

总体来看，尽管唐代政府在待遇上给予了官健军人较高的保障，但这并未能赢得他们对唐王朝的忠诚。相反，由于健儿来源复杂且缺乏对王朝纲常义理的认同，他们时常发生叛乱。仅在德宗建中元年，健儿就发动了不下三次的叛乱，反映了这一阶层的极端不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一现象的根源，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