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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务员考试中的政审问题成为网络热议焦点。一部分人认为，现代法律体系讲求罪刑法定和罪责自负，因此因亲属犯罪而导致政审失败的做法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人将其戏称为“连坐”。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和滑稽，毕竟在古代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代，连坐制度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酷残忍。

实际上，连坐这一残酷的制度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多个发展阶段。早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部族间的战争往往伴随着对战败者的残酷报复。胜利者不仅屠杀敌方士兵，还会对其整个部族进行屠戮和奴役，这一做法旨在彻底消灭敌对部族的生存能力，防止其东山再起，同时扩大战果。这种原始的部落战争模式，奠定了后来连坐制度的基础。《尚书》记载，早在夏朝时期就已有成熟的孥戮制度。夏启出征时规定，奖赏那些听从君命的人，诛杀那些不听命令者，所谓“孥戮”即是诛杀其子孙后代。虽然这种严酷的制度当时只限于军事惩罚，但其残酷程度可见一斑。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为争夺天下纷纷变法，加强对百姓的治理，将军事领域的连坐扩大到各种刑罚中去，连坐制度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秦朝在连坐制度的发展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秦朝继承并完善了秦国时期的连坐体系。早期的秦国尚不强大，秦孝公为图强国任命商鞅推行变法。商鞅总结李悝变法经验，提出“什伍连坐”制度，标志着连坐制度在秦国的正式确立。不同于过去以血缘为纽带的连坐，商鞅的连坐制度提升到了集体单位，配合户籍制度，有效促进了秦国的富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尽管秦律经过几代君主补充，但核心内容依然以商鞅法为基础。秦朝连坐的范围较秦国时期明显扩大。史书记载，嫪毐作乱和赵高杀死秦二世因影响恶劣，惩罚异常严厉，而地域连坐的范围也远超商鞅时代的“什伍连坐”。此外，秦朝连坐制度在体系上更加完善、细致，将商鞅变法初期仅存在于《商君书》中的多项连坐法令纳入正式律法。秦始皇将这种严酷的制度推广到六国旧地，难免激起民众强烈不满，最终间接导致秦朝的迅速覆灭。

秦朝的连坐制度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最为普遍且历史悠久的血缘连坐，即惩罚犯人及其亲属。虽然史书记载商鞅变法前秦国已有“夷三族”刑罚，但并非一人犯法全族株连，而是根据罪行轻重决定连坐范围。轻罪如盗窃时，仅连累与犯人同住的直系亲属，如妻子、子女及未分家的兄弟。重罪如谋逆则以“夷三族”威慑。由于秦律极为细致，生活中许多轻微过失（如偷食少量桑葚）不连坐亲属。

第二类是军事连坐，旨在提升军队战斗力。商鞅规定五人为一组，若一人逃跑，其他四人连坐。尉缭任职后，连坐范围进一步扩大，军人犯罪时，同伍、同什、同属等不同层级人员都有揭发义务。这一制度防止士兵逃兵、懈怠或谎报战死，有效维护军队战斗力。军需物资若不达标，县令、县丞及县司马也需承担连坐责任，逃避征兵者及其亲属同样难逃处罚。

第三类是职务连坐。秦朝地域辽阔，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需严密约束地方官吏。秦律设立严格的职务连坐制度，提升官员行政效率。官员除军功得官外，还可由上级举荐，举荐者与被举荐者间形成连坐关系。上下级互负责任，部门出现问题时若无法找到直接责任人，则整个部门官员均遭牵连，强化了吏治管理。

第四类是地域连坐，即“什伍连坐”，基于基层的户籍制度。依据罪行轻重，连坐范围从同伍扩展至同里。荆轲刺秦王后，诛杀荆轲族人及其同里，显示地域连坐的残酷。虽然此制度鼓励揭发检举，初衷是维护治安，但其过广的波及范围也带来了社会动荡。因此秦朝对连坐实施一定限制，如无知者不罪、官吏一般不连坐、诬告者反受其罪等。

从商鞅变法至清代废止，连坐制度延续两千多年，被历代统治者广泛利用，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理由。统治者借连坐震慑罪犯，维护皇权，确保政令权威无可质疑。在秦朝，百姓不得议论朝政，稍有异动即牵连他人。封建帝制时期，对任何威胁皇权的行为都会施以严厉镇压，“诛九族”“诛十族”等故事正是出于此目的。

连坐制度还能强化吏治。由于古代官员多由举荐产生，极易形成利益集团和腐败，通过连坐制度限制，文武官员更谨慎地推荐人才，有效净化官场风气。同时，连坐制度促使各级官员互相监督，提升行政效率。此外，连坐对提升社会治安发挥重要作用。在交通不便、行政效率低下的古代社会，连坐以其强大的威慑力极大提升了基层治安水平。

然而，连坐制度充满暴力和血腥。中国古代轻罪重刑屡见不鲜，统治者以重刑威慑百姓，连坐制度加剧了这种残酷。族刑、死刑、肉刑、劳役及财产刑皆可牵连亲属，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更恐怖的是，连坐的执行带有极大随意性，君主意志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王温舒被诛五族、方孝孺被诛十族便是典型例证。

此制度还破坏正常的社会关系。人生来需社交，连坐却制造集体间的猜忌和防备，严重削弱社会凝聚力。陈胜吴广起义迅速蔓延全国，与这种社会裂痕密不可分。由于古代信息传递缓慢，统治者以连坐制度从人性角度出发，创造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益的统治工具。该制度时兴时废，严苛与宽松并存，法外开恩与法度严格交替出现，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

如今，在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的现代法治体系下，这种扭曲人性的连坐制度早已被彻底废除，这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

参考资料：《尚书》《史记》《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