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家族凭借三千忠勇死士完成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政变，实现了惊天大逆转。这些死士究竟是从何而来？他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接受训练？待遇如何？史书中对此均无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大环境做出合理的推测。本人认为，司马家族能做到这点，秘密就藏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大背景以及他们手握的两个重要职务中。

三国时期的战乱堪称血腥修罗场，人口从东汉末年的五千多万锐减至西晋初年的约一千五百万。大量无辜百姓在这乱世中沦为孤魂野鬼，正如古文所描述，“伊洛榛旷，崤函荒芜，临菑牢落，鄢郢丘墟”，“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昔日繁华的洛阳城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曹操本人也常以屠城著称，“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所过多所残戮”，这些都是曹魏军团当时的“光辉业绩”。乱世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连曹魏阵营的知名谋士程昱和曹丕的亲信王忠，都曾因饥饿逼迫下吃人自保。乱世中的孙吴政权也同样不干净，孙策屠杀过庐江，孙权亦曾在皖城施行屠杀。

这场乱世消灭了大量人口，同时也有不少人“消失”在历史烟尘里——他们或隐藏在大族、权贵的庄园中，或聚集成为黄巾军、黑山军、白波军等武装力量。

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正是中国豪强坞堡和庄园的黄金时代。东晋末年谢家庄园是典型代表，谢灵运所拥有的庄园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没看错，是六百平方公里，而不是六百亩。与当时门阀豪族庄园相比，甚至连后来的西太后颐和园都逊色不少——颐和园面积仅是谢家庄园的两百分之一。谢家庄园“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道，澄湖远镜”，足以轻松藏匿数千兵力。

在东汉末年和三国的乱世中，这样的豪强并不少见。例如徐州的豪强糜家，其僮仆、食客接近万人，糜竺一次性就送给妹夫刘备三千多壮丁部曲，这些人后来多转为刘备的军队。在青州带领黄巾军的管承手下有近四千户徒众，李典家族掌控数千户人家，李典为曹魏缴纳邺城保证金时，宗族部曲超过一万三千人。

乱世使土地贬值，因杀戮越多，土地越多。货币同样贬值，孙权曾发行“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超大面额货币，董卓更搞出一斛粮食抵几十万钱的夸张政策，曹魏甚至曾一度取消货币流通。人口才是乱世最大的财富，男人耕地，女人纺织，壮丁护卫。将相当于一个县城的几千户家庭集中到自家庄园，豪强门阀便打造出自己的“桃花源”。

也正是因为这“人吃人”的残酷现实（字面意义），大量百姓宁愿依附于豪强门阀，获得一线生存保障。豪强们利用这些部曲徒众训练出强大战力的死士并非难事，东汉豪强地主们早有农闲练兵的传统。如果豪强地主身兼官职，这些私人武装便能转为官军。

豪强、门阀的武装通常以宗伍为核心——即由同姓亲属组成的私家军队，配合庞大的部曲徒众为主力。上千兵力是基本标准，达到上万便触及造反红线（顶级军头豪强常掌握数千私人武装）。东汉三国时期，董卓、李典、鲁肃、孙坚等都是凭借这些力量起家，他们的队伍战斗力强悍，李典家私兵甚至击败过吕布亲自率领的征粮队。

司马懿家族的死士和武装力量也经历了渐进壮大的过程。初期，司马家武装力量并不强大，在董卓强迁洛阳时只能自保。但随着司马懿成为曹魏对抗诸葛亮的中坚力量，他和弟弟司马孚先后出任曹魏西北地区军政要职，依托司马家的部曲徒众逐渐扩充。这些部队中可能有边境的羌人——东汉时期被视为军头手中的“刀剑”，也可能是军户老兵。曹魏军户的妻子往往是政府抵押品，士兵阵亡后遗孀会被重新分配。这些因素结合司马家本族宗伍和部曲，构成了其政变的核心力量。

尽管曹魏政权打压豪强兼并，但核心将领大臣往往拥有庞大的庄园和数千部曲，这种政策在曹魏末期基本形同虚设。司马家成功发动政变还得益于两个关键职务：司马孚担任度支尚书，司马师任中护军。司马懿兄弟擅长水利建设和大规模屯田，司马孚被推举为曹爽等人眼中最难处理的度支尚书，该职位负责征税，掌握户籍资料，极大便利了司马家隐藏数千户人口的计划。

中护军本为军官推荐权，但在司马师时代掌握了实质兵权。245年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曹羲”，中垒、中坚两军属于中领军部队，曹爽武力夺权的行为恰恰证明这部分军权实际上掌握在司马师手中。司马师控制营地和军屯（洛阳附近拥有大量军屯土地，曹丕曾将众多军户强迁洛阳），为安置三千死士提供了完美条件。

乱世人命如草芥，豪强门阀自带四位数规模的私人武装，司马家族又掌握稽查人口和洛阳警备大权，安置三千死士实属正常。制造震撼政变同样合情合理，但真正不寻常的是司马家后续一系列运作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