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的“首义五大王”时代渐渐落幕，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之后的8年里坚持抗战，并一度振兴了太平天国。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是来自广西藤县，堪称地道的老乡，彼此间的感情也显得尤为深厚。尽管如此，二人的性格和能力却大不相同。陈玉成年轻气盛、充满血性，但在谋略和智慧方面有所欠缺；而李秀成则远见卓识，胸怀大志，意志坚定，是典型的王佐之才。纵观两人从眼光、智慧到谋略、意志力等各方面的差异，李秀成显然要强过陈玉成：忠王无疑是帅才，英王只能算是将才。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两位王者各具特色，陈玉成的部下鲜有投降之人，而李秀成的部下却有着大量投降者，甚至有不少人是“乞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来看陈玉成的部下降将，虽然也有少数投降者，但绝对是极其罕见的。1856年12月，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将“靖难之师”交给了陈玉成。次年5月，石达开因为自身的原因外出单干，陈玉成拒绝接受调遣，并坚决不服从命令，这使得他在军中拥有了大量精锐兵力。陈玉成纵横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时，他麾下的将士几乎没有人投降，领导者的威信让他们难以离弃。即便在陈玉成被俘后，手下依然继续在两淮一带打游击，鲜见投降者。在陈玉成的部下中，比较著名的投降将领有程学启、李四福、朱孔堂、倪隆怀、马融等五位，其他如黄文金、叶芸来、刘昌琳、陈得才等人则大多战死沙场，几乎没有人选择投降。而投降的将领，地位普遍较低，没有王爵，身份地位也不显赫。

再来看李秀成的部下降将情况，数量之多，且投降者中不乏高层将领。李秀成的崛起始于1860年5月，他成功摧毁了“江南大营”，从而积累了与陈玉成对抗的资本，麾下的兵力也迅速增加，最多时达百万之众。李秀成虽有不少精锐将领，比如慕王谭绍光等，这些人誓死效忠，但相比之下，投降者却异常众多，且其中不乏拥有王爵的高级将领。李昭寿、薛之元、钱桂仁、骆国忠、蔡元隆等一大批原本风头强劲的将领，在战局变动中主动投降清朝，率领数万、甚至十几万兵马“乞降”，令人震惊。相较之下，李秀成的部下投降比例远高于陈玉成的部队，这一现象实在引人深思。

作为太平天国的两位顶梁柱，陈玉成和李秀成无疑都是英勇善战、意志坚定的英雄人物。然而，他们麾下的将领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忠诚度，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差异的关键就在于“人心”二字。陈玉成的部下大多数是“老兄弟”，而李秀成的部下则大多是“新兄弟”。陈玉成的部队以广东、广西的“老兄弟”为主，这些人受拜上帝教的影响，革命信仰非常坚定，他们的忠诚和革命意志无可动摇。这些“老兄弟”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帝子民”，他们的使命是消灭“妖魔鬼怪”，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国，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投降清朝，尤其是面对外敌。

相较而言，李秀成的部队则以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新兄弟”为主，其中不少人来自新占领的地区，还有大量是从广东等地投降的“花旗军”。这些人虽然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由于没有深厚的拜上帝教信仰，他们的革命意志相对薄弱。许多人对于“天国”并没有坚定的信仰，随时可能因为局势变化而选择投降。李秀成的部队中，像慕王谭绍光、陈坤书等“老兄弟”始终坚定不移，而大多数“新兄弟”则在局势危急时选择了投降。特别是在苏州一战中，八大投降将领几乎都是来自两湖地区。

综上所述，陈玉成的部队之所以鲜有投降者，李秀成的部队则投降者众多，根本原因便在于“人心”。陈玉成麾下的“老兄弟”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高度的忠诚，而李秀成麾下的“新兄弟”则因为缺乏信仰和坚定的目标，导致他们在危机面前容易动摇。当太平天国的气数已尽，人心涣散时，投降者自然增多。最终，“人心”决定了两者的成败，忠诚与坚定才是赢得胜利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