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年间，社会动荡的局面可谓是“礼坏乐崩”的真实写照。士大夫们，尤其是那些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混乱的根源在于民众无法抑制内心的贪欲。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经世派士大夫推崇恢复古代礼法，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礼制才能重新规范人心，维护统治的秩序。他们特别注重复兴上古三代的古礼，认为这才是化解当时社会危机的关键所在。

乾隆晚期，白莲教起义爆发，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但当时的经世派士大夫们在看待这种农民起义时，并没有从农民的疾苦出发，而是把焦点放在了批判民间宗教上，认为民间宗教如白莲教，迷惑了民心，扰乱了社会秩序。曾亲历白莲教起义的经世派人物张海珊，便坚定地认为民间宗教是国家政权崩溃的根本原因。嘉道年间，潘德舆也对当时兴盛的民间宗教发出了强烈的批评，而汤成烈则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在于百姓缺乏足够的文化教化。因而，经世派士大夫们主张，通过士大夫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儒家礼仪的贯彻执行，来引导百姓，促进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在地方治理方面，经世派士大夫主张加强对百姓的控制，采取恢复上古三代时期的礼乐制度。嘉道年间的陈寿祺提出，在地方上恢复周代的乡饮酒礼，并主张将这一礼制与保甲法结合，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经世派士大夫认为，通过恢复这些古礼，可以把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便于朝廷更有效地管理百姓，形成更加牢固的社会控制。

对于如何具体执行这些礼法，士大夫们一致认为，必须通过儒家士大夫的力量来将这些古代礼乐制度贯彻到百姓之中。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罗泽南极为重视士大夫的教化作用。他深信，普通百姓无法凭借自身的教养成材，必须依赖士大夫的引导。在《西铭讲义》中，他明确指出，教化百姓必须依靠上古三代圣王所创立的制度。虽然他也承认不能完全照搬三代制度，但他认为其中的精髓是不可轻易否定的。在《读孟子札记》中，他对三代的礼乐制度表示深信，认为这些古代制度在当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士大夫们对礼教的重视更加深刻。他们普遍认为，农民之所以会起义，根源在于他们缺乏教化，导致心灵受到邪说的迷惑。咸丰三年，胡林翼在《论东路事宜启》中指出，社会动荡的原因是“人心嗜利”，并进一步强调，要想平息这种乱象，必须加强礼仪教化。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平定，统治者对礼仪教化的重要性给予了更多关注。到了同治十年，曾国藩在为江宁府学所作的《江宁府学记》中，详细阐述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

湘军另一位代表人物刘蓉，在平定太平天国后，选择归隐湖南家乡，潜心研究古代礼制。他撰写了《礼经发微》一书，专门阐述他对古礼的理解与思考。刘蓉希望能够解开古礼的真正奥秘，纠正三代时期以降的礼制误读，为未来的圣王提供复兴三代盛治的可行方案。

从根本上看，儒家礼乐制度是一种具有明显等级性特征的制度，而经世派士大夫推崇这一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王效成与魏源对礼的阐述，揭示了经世派士大夫维护古代礼乐制度的深层次意图。他们认为，恢复三代礼制，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道德秩序，更是为了固守封建专制制度，使百姓安分守己，进而达成稳定统治的目的。

满清入关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来恢复农业生产。通过红薯、玉米等外来农作物的引进，清朝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人口约为1.6亿；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已增至3.12亿；而到了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更是突破了4.36亿。然而，人口激增带来了严重的土地资源紧张和贫富差距，贫困人口的增多为民间宗教和秘密组织的扩展提供了土壤。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经世派士大夫试图借鉴上古三代的经济模式，以解决清朝的经济困境。

清朝入关后，八旗子弟成为了国家财政供养的特权阶层，但随着八旗人口的增加以及财政压力的加大，他们的福利逐渐下降。包世臣提出仿照三代井田制，建议将直隶地区的盐碱地分配给旗民进行开发。包世臣的建议有助于开发荒地，提高粮食产量，但由于八旗子弟习惯了依赖国家供给，他们显然无法像古代农民那样辛勤耕作，因此这一建议未能被有效实施。

包世臣及其他士大夫提出恢复井田制的构想，反映了士大夫们深受复古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面对愈加严重的人地矛盾，在缺乏科技手段提升农业产量的情况下，他们希望通过恢复古代井田制来增加粮食产量。然而，在晚清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旱灾，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经世派士大夫主张恢复三代时期的沟洫制，以改善清朝的水利系统，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

施彦士等经世派士大夫认为，恢复沟洫制比恢复井田制更为紧迫。他们提出，要在南方地区修建沟洫，改善水利条件。李东沅在《治旱条议》中也主张各省学习古代沟洫法，以完善基础水利设施。基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沟洫制无疑是一个较为切实可行的农业灌溉方案，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也有部分经世派士大夫持务实态度，他们认为不应照搬古代的井田制与沟洫制，而应通过调整和巩固现有的土地制度来提升农业生产力。他们提倡因地制宜，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农民生产，同时配合乡饮礼与保甲法维护地方秩序，并通过兴办义学、义仓等形式，帮助贫苦百姓。胡培翚认为，不仅井田制，连其他古代制度也不应轻易否定。上古三代的制度，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层面，都对当时的统治危机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些士大夫深信，恢复井田制是重建三代盛治的基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封建制，进而恢复当时的学校制度等其他政治体制。罗泽南也表达了对封建制的向往，他认为井田制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只有实施井田制，才能恢复三代时期的治国理政之道。

尽管经世派士大夫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思考，往往缺乏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始终带有浓重的儒家理想主义色彩。尤其在土地问题与贫富差距问题上，他们过于倾向于平均主义思想，倾向于排斥商业与货币经济。然而，西方列强的强大，恰恰在于他们充分重视商业发展与私人财产保护制度的优势。因此，面对清王朝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经世派士大夫的“古时丹”注定无法挽救这个正在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