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风

1948年9月，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亲自给湖南绥靖公署处处长文强写了一封邀请函，诚恳地请求他赴徐州协助作战，担任指挥部副参谋长一职。文强收到信后，细细品读邀请内容，感觉杜聿明对自己寄予厚望，充满信任。然而，彼时徐州战局复杂，文强身边的亲友纷纷劝他三思而行，不宜轻易前往。经过深思熟虑，文强决定接受挑战，带着家人迁往台湾，自己独自踏上前往徐州的征程。

那么，文强究竟是如何步入蒋军高层，成为高级军官的呢？他自称是名门望族文天祥的后裔，1905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门第，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年轻时，他曾参与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曾任四川军委主席、川东特委书记，军旅经历丰富。然而，因被叛徒出卖遭逮捕，虽然成功越狱，却因受到王明路线的政治审查，被迫逃亡并隐姓埋名，做了四年记者。直到1934年，军统廖宗泽介绍他入伍蒋军，正式进入军统体系，职务节节攀升，先后担任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北方区区长及东北办事处主任等要职。

到达徐州后，文强即刻感受到前线的紧张气氛与混乱景象。12月1日凌晨，他在徐州市区巡视时，惊见军队士兵竟然无序持枪逮捕民夫、掠夺物资，完全不像处于战备状态的正规部队。12月6日，黄百韬率第17兵团被我军包围于碾庄，杜聿明迅速调派援军前去支援。文强陪同杜聿明指挥战斗，目睹激烈交火场面。虽然蒋军装备精良，但我军士气高昂，黄百韬兵团终告覆灭，黄维兵团紧随其后被击溃，黄维本人更是被活捉。听闻此消息，文强心情沉重，意识到杜聿明军队的处境极为危险。

1949年1月6日，华东我军发起猛攻，包围了陈官庄，杜聿明和文强也被困其中。1月9日清晨，随着包围圈不断收紧，杜聿明决定发起突围。他对文强吩咐：“代理参谋长，请你指挥部队在陈官庄以西集合，明日发动突破。”原来，几天前参谋长被派往南京求援至今未归。文强预料参谋长大概无望返回，但既然命令已下，他只能执行。当晚十点，突围行动开始，文强率直属部队与第五军一同行动。然而，杜聿明还未等文强赶到，就已悄然逃向黄庄户。文强赶抵第五军军部时，只见空荡荡一片，杜聿明踪影全无。

此时，杜聿明的亲信二处处长李剑虹谨慎地向文强建议：“参座，眼下形势恶劣，我们该考虑脱身的计策了。”文强震惊质问：“这是要我投降吗？”李剑虹无奈回应：“性命要紧，您若不愿，我先行了。”说罢转身逃离。半夜，文强清点随行人员，发现大部分士兵已逃散，剩下不过十几人，其中包括参谋和警卫。一名警卫劝道：“此刻贸然突围，必死无疑，倒不如先躲避，等天亮再做打算。”文强点头同意，众人找到了河边一个石洞藏身。

天色微亮，他们悄然离洞，来到河滩边观察逃生方向。忽然，几名我军战士奔来，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放下枪即是投降人民”。警卫们踌躇片刻，陆续将武器放下。文强摸了摸自己，发现枪已不翼而飞——原来警卫担心他自杀，夜里曾将枪收走。就这样，文强落入敌手。

被捕的那个夜晚，文强心情复杂难言，回想过去三个月的种种经历，既有对失败的愤懑，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他期盼杜聿明能突围成功，却不知对方同样被俘。次日清晨，押送至徐州西南夹沟村一个大院，数百名战俘集中于此。文强环顾四周，遇见不少熟面孔，便悄然转头，暗自发誓绝不能被识破身份。

我军开始战俘登记时，文强的参谋王某巧妙地将他改名为李明，虚报职务为上尉书记官。警卫低声提醒：“人多，这样假冒身份无人怀疑，待机会，我们共谋逃脱。”首周生活尚算平静，王参谋和警卫忠诚护卫，大家尊称文强“书记官”，令他内心稍安。他拿出随身珍藏的高级香烟分给战友，却未意识到这举动可能暴露身份。

我军陆续审查无疑战俘，陆续释放，但文强与队伍迟迟未被动。渐渐地，他察觉王参谋与警卫刻意回避，态度冷淡。一次集合时，指导员宣布释放了文强的警卫，称其是徐州泥水匠，可投入生产建设。文强顿感不安，暗觉身份或已暴露，心中仍抱一丝逃跑希望。

某次组织学习，指导员递给文强一份报纸，指着社论说：“上尉书记官，文化程度高，请你朗读《将革命进行到底》。”听到这个称呼，文强暗感不安，觉得话中有话。他调整情绪，铿锵有力地朗诵文章，声震场中，赢得掌声，却心中苦涩难言。

学毕，指导员邀他入内，温和问道：“你知道我们在找的参谋长文强吗？”文强震惊，一时语塞。指导员继续说：“听说他是文天祥后代，四十岁左右。”文强终于坦言：“我就是文强，既然事已至此，愿接受处理。”指导员微笑答：“欢迎你坦白，我们早已查清，撤换警卫就是催促你承认。无论过去如何，只要放下武器，交代真相，便是正路，你可卸下负担。”

文强心中如释重负，感叹自己竟蒙在鼓里。当天夜里，一战士带来细粮和被子，这在饥寒交迫的环境极为珍贵，文强一度担忧是否意味着被送“上路”，但事实并非如此。指导员持续做工作，劝他公开身份。文强起初羞于坦白，经数次劝说才勉强答应。

在俘虏军官集会时，文强站中间，高声宣布：“我不是上尉书记官，我是总部中将、副参谋长。”指导员补充：“既然参谋长坦白，你们还有谁隐瞒？放下武器，就是人民一员。”顿时，场内寂静，随后有人纷纷交代真实身份，文强这才明白指导员的良苦用心。

1949年1月，文强等被押往徐州途中，因火车头遭蒋军炸毁，临时在韩庄附近停留。碰巧此地正召开诉苦大会，发言者多为黄百韬兵团战俘，已转而加入我军阵营。他们深刻反省过去为敌卖命的错误，立志赎罪。文强深受触动，见证了我军宽待俘虏、教育转化的强大力量，短短两月内，许多俘虏思想大变。

随后，文强在学习教育中不断反思自身，1956年被送往北京战犯管理处，经历多年后于1975年获得特赦。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