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唐朝政治格局的不断演变，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地方行政制度也随之发生了调整。唐朝的地方体制由原先的州与县制，逐步演变为道、州、县三重管理体系。这一变化使得管理结构更加细化，以便更好地掌控各地事务。

在边疆地区，唐朝设立了都督府和都护府，同时实施羁糜州制度，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增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还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

唐朝的地方行政体系中，州和县是最基础的单位。唐高祖继位后，将原本的“郡”改为“州”，而唐玄宗时期则又改回“郡”，直到唐肃宗时，才再度恢复为“州”。这表明“州”和“郡”在唐朝实际上是同一概念，但“州”往往指的是相对较小的区域。唐朝对州的划分有严格标准：户数超过四万的为上州，户数达到两万以上为中州，而两万以下则为下州。贞观十三年（639年），全国的州府共有358个，而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这一数字减少到328个。

在州的管理上，唐朝的官员体制颇为复杂。唐高祖时，州的最高长官为刺史，通常为正三品或四品官员，负责州的全面管理。刺史下设长史和司马，主要负责州内的行政事务、军事调度以及年度报告等工作。每个州还设有录事参军事，负责监督州内各部门的工作。上州的录事参军为从七品上，下州则为从八品上。除录事参军外，州府下设的各参军事包括司仓、司户、司兵等，分别负责不同领域，如管理仓储、税收、兵员等。

在县的管理体制上，唐朝也做出了细致的安排。唐初时期，全国的县数量为1551个，到唐玄宗时期，县的数量增加了22个。唐朝的县分为京县和畿县，其中京县主要指的是位于京城内的县，而畿县则包括了京郊的几个县。县的最高领导为“令”，也称“明府”，通常为五品以上的官员，负责县内的治安、税收和民生事务。县内还有县丞、主簿、县尉等职位，分别协助县令处理文书、刑事案件、赋税征收等事务。

县下还有乡、里、村三级行政单位，分别由乡正、里正和村正领导。每个乡、里、村均设有相应的长官，负责管理地方事务。到天宝元年（742年），全国的乡数目已达到16829个。

唐朝的地方行政管理还设有更为细致的分类，如京兆府、河南府等地的管理模式。京兆府的长官被称为“京兆尹”，位列二品，是一种类似于省长的职位；河南府的长官则多为东都副留守或兼任御史中丞，负责处理地区的行政事务。

唐朝在拓展疆域时，随着边疆地区管理的需要，还设立了都督府。都督府不仅负责地方军队的指挥，还负责管理周边的民政和防务。唐朝在其扩张过程中，逐渐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道”，并设立了“道”的最高监督官——观察使。观察使的主要职责包括监察地方政府，并按需要进行选拔和调整地方官员。

此外，唐玄宗时，国家将原有的道区划扩大，增设了五个道，使得“道”的管理范围更加广泛。安史之乱后，“道”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它逐渐超越了传统的州县管理模式，成为地方权力的核心。

唐朝的边疆管理更加精细化，设立了专门的都护府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确保中央政权对这些区域的控制。都护府的管理制度相对独立，每个都护府都由一名都护负责，辖区内的少数民族首领则被任命为都督或刺史，享有一定的自治权。通过这种制度，唐朝有效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融合，也增强了与周边民族的联系。

同时，唐朝还设立了羁糜州制度，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羁糜州类似于现代的自治区，给予当地一定的自治权，这一制度对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统计，唐朝时期全国约有856个羁糜州，其中较大的羁糜州由都督府直接管辖，而较小的则由州直接管理。这些羁糜州的设立不仅使得少数民族地区能够享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