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为香料消费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首先理解，海外进口商品的消费必须依赖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水平。这种经济发展为香料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学界普遍认可宋代经济的辉煌成就，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称之为“商业革命”，这一评价不仅凸显了宋代的经济优势，也为我们理解香料消费提供了一个背景框架。

宋朝经济的崛起标志着封建社会经济的一个新高峰，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这促进了人口的增加。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交子、会子等最早的纸币得以流通，打破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市坊制度，广州、泉州、扬州等商业城市也相继崛起。与此同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不仅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甚至可以参与朝廷的经济决策。宋代还是世界上科技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印刷术的发明、指南针的应用以及先进的制瓷业等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宋朝在制瓷、纺织等手工业上的领先地位，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中国在当时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中国的出口商品来看，丝绸、瓷器、书画等制成品远远高于进口商品中的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使得宋朝能够用精美的手工业制品换取其他国家的原材料或奢侈品，如香料和珠宝等。同时，海外诸国对中国的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也有着极高的需求。这种互补性贸易模式推动了香料贸易的发展，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香料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宋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南方的经济崛起为外贸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无论是人口增长还是耕地面积的扩大，棉、麻、桑、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有所增加。此外，官办的矿冶、制盐、造船等行业，民间经营的制茶、陶瓷、丝织等产业都快速发展。伴随这一经济重心南移的，还有政治和消费中心的转移，南方特别是沿海港口城市成为了香料消费的主要市场。“进口品的主要销售市场集中在东南地区、四川地区和京城。”因此，香料的消费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东南沿海成为香料的主要消费市场。

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为了避免陆路运输的绕行并减少运输费用和时间，瓷器、丝绸等出口商品的供应以及香料等进口商品的销售需要靠近港口。这一地理优势使得沿海地区成为了主要的贸易枢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时期，尽管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存在，但海上丝绸之路显然更为重要，因为海上贸易的优势使得陆上贸易显得微不足道。因此，香料贸易的兴盛与海上航运的发达密不可分，宋朝通过东南沿海港口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贸易辐射，将香料等商品带入中国市场。

香料的引入中国可追溯至汉朝丝绸之路的开通，但当时香料的消费主要局限于达官显贵阶层，并未普及到普通民众。而到了宋代，香料的消费逐渐下移，几乎进入了百姓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宫廷、官员、寺庙、道观以及祠堂都需要香料，宋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熏香、食物、佩饰、药用，还是祭祀、容貌美容，几乎无不与香料相关。香料的使用在宋代变得极为普遍，市井中处处可见香铺，甚至有各种以香料为原料的食品。

最初，香料主要用于供奉神明，尤其是在祭祀和宗教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宋朝统治者推崇佛道两教，禅宗思想的盛行使得民间焚香敬奉佛道成为一种风尚，香料的使用在民间逐渐普及。与佛教传入中国相伴随的是道教的兴起，香料在道教中的应用同样广泛。例如，在道教的仙丹中，香料是不可或缺的成分，如鸡舌香、沉香、薰陆香、青木香等，这些香料构成了多种道教秘方。此外，道士们的修行也包括烧香、观烟等仪式。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清明节时北宋东京烧香的盛况：“每岁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观”，除了道教用香，统治者还常常赏赐大量香料给道士。

随着香料逐渐进入日常生活，香料的药用价值也得到了医药界的关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为中国第一部由政府发布的药典，其中大部分方剂都包含香料成分。根据学者研究，这些方剂中含有香料的比例高达74.18%。香料在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代的药方如“木香散”、“苏合香丸”等，均以香料为主材，治疗多种疾病，体现了香料在宋代医学中的广泛应用。

宋代的航海技术也为香料贸易提供了支撑。随着指南针的使用，航海变得更加安全和准确。宋代的航海工具和技术不断进步，航道的改善让中国商船可以直接从印度南端航行至波斯湾，与阿拉伯海西岸和非洲东海岸开展贸易。此外，宋代的造船技术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在南方，宋朝的造船业迎来了繁荣，船只的制造不仅满足了内河运输需求，也使得长途海上航行成为可能。宋代的船只承重能力极强，能载货数万贯，甚至能运载一年粮食，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造船工艺。

综上所述，宋代的经济繁荣、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香料在文化、宗教和医学中的广泛应用，共同促进了香料贸易的兴盛。宋代的航海技术、船只的承载能力以及指南针的使用，为香料的进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