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西方列强势力纷纷崛起，对这片资源丰富、幅员辽阔的土地虎视眈眈，觊觎已久。尽管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不断，但仍有一些能人志士，竭尽全力希望挽救摇摇欲坠的大厦，李鸿章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李鸿章在历史上的评价颇为复杂，既有赞誉，也有批评，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对晚清政府的贡献巨大，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影响力不可替代。作为晚清政府的主要外交官员，李鸿章对外政策尤为关键，今天我们特别聚焦于他对日本的态度变化。

李鸿章对日本的看法，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两个明显阶段。战争爆发前，他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联日”、“防日”到“师日”的复杂转变，贯穿始终的是一种轻视日本的思想。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仍保留“师日”的倾向，“制日”则成为其主要策略。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与日本曾是血脉相连的邻邦，文化相通，彼此依赖。然而，双方均闭关锁国，直到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晚清政府对日本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感。韩小林在《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指出：“古倭奴国，曾在东洋诸岛国中颇具实力，距中国东南沿海不过数日航程。自元世祖以来，日本未与中国恢复朝贡关系。”

经过综合分析，李鸿章提出以“小惠”引诱日本，企图与其携手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袭。此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的强大与先进，也看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的翻天覆地变化。

李鸿章目睹日本大量从西方引进机械设备和船舶，仿造先进的枪炮与铁路，并派遣大量人才赴海外学习先进技术和工艺，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相比之下，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交往极其有限，彼此了解甚少。面对现实，李鸿章不仅主张派遣使节出访西方，还力求笼络近邻日本。

虽然此时李鸿章倾向于“联日”，但对日本的威胁却从未放松警惕。《论李鸿章的日本观》中记载，他曾言：“中国尚未派员长驻日本，但日本邻近肘腋，实为中土大患。”他在给奕?的信中也明确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若中国国力强盛，日本只能依附臣服，携手抵御西方；但若中国衰弱，日本便可能加入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

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崛起，晚清政府不得不正视现实，李鸿章等外交官员也逐渐认识到日本的隐忧和崛起。威胁迫使官员们思考变革之道。1870年代，同治九年，李鸿章上奏的《尊议日本通商事宜片》详细阐述了“联日”策略，期望以此稳定日本，防止敌友未分的局面恶化。

几年后，这一策略初见成效，中日携手抵御西方压力，但这短暂的合作只是昙花一现。甲午战争爆发前，晚清将日本视为近邻兄弟，双方短暂联合。可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逐渐萌发了侵略野心。

1870年左右，为缓解国内危机，日本放弃了合作立场，将觊觎已久的爪牙伸向了辽阔的中国。随后，日本先后入侵台湾和琉球，这一系列不道德的军事行动引发了晚清政府的高度警惕。

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深入研究日本的崛起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此前已对日本保持戒心的李鸿章，面对日益增长的威胁，迅速转变立场，放弃“联日”而转为“防日”。

据《论李鸿章的日本观》记载，晚清政府内部开始出现“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李鸿章主张重点加强“海防”，将防备日本置于首位。他深知日本经过变法日益强大，心中忧虑重重。在与同僚书信中，他明确写道：“日本事事仿效英美，后必成我之患，积弱之中国有强邻在侧，我将如何应对？”

他还强调清政府海防方向：“海防一事，专为防备日本设，不是针对西方国家。”这些言论无不显示出李鸿章对日本威胁的深刻认识。

伴随日本国力日益增强，李鸿章在“防日”基础上，逐渐萌生了“制日”思想。虽然当时清朝部分主战派呼吁“东征日本”，但深谙国情的李鸿章坚持以外交手段解决纷争。

他深知，国家自身强大才是立足国际的根本，战争无法根本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只有通过变法图强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他一方面警惕日本，力争营造稳定环境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推行改革，谋求国家长远发展。

表面上看李鸿章似乎软弱无力，实则其用心良苦，努力为国家争取喘息空间。

然而，敌人从不手软。1894年至1895年，中日两国爆发直接冲突。庞大的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溃败，被一个小岛国击得粉碎。甲午战争以晚清的惨败告终，割地赔款成为国家的耻辱。李鸿章被迫前往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心中虽充满不甘，却为了国家的恢复不得不忍辱负重，背负“历史罪人”的称号。

即便如此，李鸿章依旧保持清醒和大度。1895年在马关谈判时，他坦率地向伊藤博文承认甲午战争的利弊：“此次战争有二利：一是日本成功利用西方式海陆军体制，证明黄种人不逊于白种人；二是中国因战争惊醒，从长久迷梦中觉醒，这都是日本促使中国自强的功劳。”这些话虽有自嘲意味，但也反映出清政府对自我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

李鸿章一方面承受战败沉重压力，一方面谋划快速恢复国力，继续坚持“制日”思想。他的“轻日”思维已荡然无存，主要以“制日”为核心，甚至开始考虑“师日”的可能。

这使得晚清朝廷上下更加关注日本，也更加重视改革以挽救日益腐败的政府。改革变法风起云涌，无论是自发还是官方推动，学习西方先进工业与知识成为时代潮流。作为朝廷重臣，李鸿章亦积极参与，但他比其他人看得更远。

无论如何吸收西方和日本的经验，李鸿章心中“制日”的信念始终坚定，日本在他眼中始终是潜在的祸患。

尽管李鸿章思路清晰，但甲午战败后，他急于恢复国力，反而陷入被动。他选择拉拢俄国作为“外援”，希望借助强国保护清政府，获得缓冲时间。1896年，他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

谁料此举引狼入室，俄国非但未能制约日本，反而成为东北危机的导火索（此处不细述）。这场战争的失败给李鸿章带来巨大打击，使他急切寻求解决方案。

俗话说“急事缓办”，可李鸿章未能静下心来深挖自身问题，贸然引俄入局，反被列强利用。正如当年联合日本抵御西方一样，他寄望于列强调停战后事务，终因“怀璧其罪”遭受各方觊觎。

李鸿章虽然认清日本为最大隐患，但未能察觉其侵略野心，仍期待以外交方式恢复中日和平，争取变法时间。然而，历史未按他设想发展。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虽为国家奔走努力，却注定成为历史上的失意政治家。签订《马关条约》后不久，外交失败不断，联俄制日策略彻底崩塌。晚清不仅未能恢复元气，还在列强压力下签订《辛丑条约》，进一步加深国家危机。

李鸿章的外交方针失误和思想未彻底转变，导致对日关系及战争的失败。他倡导的晚清自强理念也因此瓦解，昔日豪情渐逝，联俄制日计划彻底破产。

但他对日本的防备和“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