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节目中，我们常常听到“国富民强”这个词语。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繁荣息息相关，只有国家强大，百姓的生活才会富足。否则，若国家富裕而百姓贫困，时间一长，必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甚至酿成变乱。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民变的爆发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例如，元朝末期的红巾军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都曾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然而，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商鞅这位改革家却提出了与常规思维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反而能够更强、更稳定。这一观点引人深思，尤其如果商鞅能够预见未来的局势，他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理论呢？

探讨历史观点时，必须首先了解它所处的历史背景。商鞅出生时，中国正经历着百家争鸣的时代。各个学派的学者纷纷投身到不同的战国，向各国君主献策，谋求建功立业。而这些国家则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君的接受程度，选择适合的道路。

商鞅是卫国人，出生于贵族家庭，自幼便热衷于法学。然而，卫国的地位较为微弱，类似于现代的县级城市，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无法施展才华。因此，商鞅决定离开家乡，投奔更为强盛的魏国。商鞅的才能很快得到了魏国宰相公叔痤的赏识，公叔痤曾打算将他推荐给魏惠王。然而，魏惠王并不信任商鞅，甚至认为公叔痤年事已高，病重在床，恐怕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商鞅的才华在魏国未能得到展现，于是他决定再度投奔他国，追求更大的机会。

此时，位于西方的秦国相对落后，面临着周边强国的压力。秦孝公发布了招贤令，内容诚恳，直言不讳。这让失意的商鞅心生动念，便带着试一试的态度前往咸阳。在秦国，他看到与山东六国截然不同的情景。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百姓的穿着打扮，都显得与其他国家有显著的差距。此时的秦国相较于后来的秦始皇时代，显得非常落后。

商鞅在秦国宫中见到了秦孝公，虽然年轻，但目光坚定，心中早有恢复祖先霸业的理想。只可惜，秦国当时已经走到了衰退的边缘，面对山东六国的强大威胁，秦国的生存已经捉襟见肘。如果不是有潼关的天险，恐怕秦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商鞅当时先是从王道讲到霸道，滔滔不绝，但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似乎对商鞅的说辞并不感兴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商鞅的这次咸阳之行，恐怕就要落得失败的结局。

然而，商鞅并没有灰心，他通过几次与秦孝公的交谈，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关键信息。他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国强民弱”理论。当时的秦国，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商业不发达，百姓为了生计，许多年轻人纷纷迁往山东六国，而留下的多是老弱病残。更严重的是，民众的智识较低，甚至因为争夺水源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场面，堪比小规模的战争。

商鞅经过调查后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理论在秦孝公面前显得过于幼稚。此时的秦国，根本不具备与山东六国争锋的实力。如果秦孝公听从商鞅的战略，秦国恐怕难以走出困境。因此，商鞅做出了调整，开始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认为，秦国地处西北，经济与文化较为落后。大多数百姓未受过教育，且生活环境艰苦，耕种土地已然困难。当地人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酒醉斗殴屡见不鲜。商鞅意识到，这些“劣势”若能加以利用，反而能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使秦国在其他国家面前更具竞争力。

秦孝公听后大为震动，意识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竟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激发出国家的潜力，他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让商鞅继续阐述自己的想法。商鞅认为，秦国要崛起，必须向外扩张，抢占中原地区的新生存空间。单靠三秦之地，无法改变现状。要实现扩张，就需要士兵们敢于拼命，将军们具备高超的谋略。

然而，要想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过去的秦军，士兵们贫困，军官们纵享奢华，战斗力低下。秦军不仅在战斗中毫无优势，反而屡屡失地。因此，商鞅提出了改革方案，推出了“十三级军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士兵们只要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就能享受更好的待遇，甚至获得土地，确保后代不再贫困。而那些贵族子弟，如果没有立功，则无法继承祖先的爵位。

商鞅的这一理论，一方面让百姓看到了希望，另一方面也激励了他们为荣誉和财富拼命。百姓愚昧贫困，却敢于在战场上冒生命危险，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拼杀，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秦国则通过这场激烈的战斗，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土地和资源。

为了获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做了一个公开的举动。他把一根木柱从市场搬到城门口，承诺给完成任务的人50金。最终，一个小伙子成功完成了任务，获得了50金，这一事件在咸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百姓们看到了秦孝公的诚信，对新政策充满了信心。

在此后的一系列战争中，秦军的战斗力显著提升，士兵们不再畏惧敌人，甚至能不穿甲胄，直冲敌阵。凭借着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秦军屡战屡胜，最终在秦始皇的领导下，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华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朝。